【转帖】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


——吴同和《愚悟集》阅读感记


李鼎荣


 


吴同和先生是我景仰的文化人。他是杰出的语文教师,也是有造诣的人文学者,还是有奉献精神的文化活动家。 


我之景仰吴同和先生,是景仰他的为人。吴同和平易、和气、谦逊、敬业。他身上有儒家文化的气息,有儒家文化的风骨。细读《论语》,能读到他的影子。和吴先生在一起,我有时心中暗生浮想:假如时光倒退三千年,吴先生当是孔门圈子里的人。我这样说吴同和先生,并不是有意抬高他,而是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吴先生不是鸿儒大师,也没有著作等身。他是一个有热血、有热情的文化人。他朴实地、诚恳地、老黄牛一般地生活着、工作着、学习着。所谓“儒”,就是“人”之所“需”的人。先生是我们的时代、社会、国家所需要的人,是许多朋友、同事所需要的人,是他的家庭所需要的人。吴先生是一位儒者,一位可敬可爱的儒者。 


我之说吴同和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文教师,是因为他为语文教育事业、语文教学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成就卓著。先生不是平庸的教书匠,他是有思想、有使命、有追求的语文教学专家。语文,以前又叫国文,它像国旗、国歌一样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语文这个概念,像天文、水文、人文一样壮丽。中国语文与母语、汉语、中文等义,它是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思维、民族品格、民族特质、民族智慧的奠基者、培土者。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既然选择了语文,我就要风雨兼程。” 吴先生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这句话发自肺腑,是他崇高的职业心声。在《愚悟集》中,他对语文教学的思考充满真知灼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应试教育时代的批判精神,他是一名讲真话、实事求是的语文教师。如火如荼的应试教育,让教师大受其苦,让学生大受其害。有人说中国的教育被教育部害了,被教育体制害了。教育已成为大众和舆论攻讦、奚落的热点话题之一。教语文、学语文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却让语文成为折磨学生、折腾老师的苦差事。先生看到了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教学的病灶,他果敢地为这些病灶刮骨疗毒。他的清醒与魄力令人钦佩。 


我之说吴同和先生是有造诣的人文学者,是因为他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收获颇丰。先生是一位多面手,涉猎广泛,这也是一名优秀语文教师的内在要求。在《愚悟集》中,我们看到,他对教育学、文学、地域文化等用力甚深,所见不凡。华罗庚说,语文天生重要。我想说,语文老师天生要读书,要写文章。遗憾的是,现在有相当多的语文老师不读书、不写作。没有读书的积累,没有写作的体验,只依凭几套教辅资料和标准答案对付学生,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吴同和老师教学相长,沾溉人文,教书育人,以文化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要做学者型、人文型语文教师,语文教师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写文章、做学问。 


我之说吴同和先生是有奉献精神的文化活动家,是因为他策划、组织、参与了诸多文化、教育、教学活动。《愚悟集》对部分活动有所记载,而先生对自己为这些活动付出的辛劳所言甚少。也许,我们对“文化活动家”这样的称呼还比较陌生,其实,有文化就有文化活动,有文化活动就有相应的策划者、组织者。文化活动对促进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切磋十分有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呼唤更多的文化活动家,也需要更多的文化活动家。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言,吴同和先生是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我于公元二〇〇九年四月六日上午读毕吴同和先生的《愚悟集》,其时春满枝头,春色明媚,阳光灿烂,心情舒畅。其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做好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我以阅读吴同和先生《愚悟集》的实际行动响应中宣部的号召,甚感欣慰、充实。


 


(本文刊于《永州日报》2009595版,作者系永州市人民政府社会发展室主任,永州市文学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诗人、文学评论家)


 

【原创】《愚悟集》自序

《愚悟集》自序


 


愚者難悟,悟則不愚。然則愚而能悟,豈可得焉?猶鄙人之名,先嚴命之曰“同和”。初度之,似寓“和睦同心”之意。“同”“和”乃同義複詞古籍“民生敦龐和同以聽”(《左傳·成公十六年》)“上下交引而不和同,處不安而動不威”(《管子·五輔》)可證然孔老夫子卻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之名言傳世後人注之曰:和,和諧,協調;同,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則“同”“和”異義矣!倘以此義推之,而鄙人果君子乎,小人乎,亦君子亦小人乎?遂“迷不知其所如”也。旋念家父乃飽學之士,經史子集皆通習之,且有文名,命名題額之事,何至於失慎?其中必蘊奧秘玄機然先嚴見背無以叩問惜哉!天資愚鈍,雖冥思苦索,終求甚解。既“知天命”,參悟再三方省其十一蓋世間萬物,複雜多化;百代過客,良莠不齊。芸芸眾生,無論男女老少,貴賤雅俗,皆可君子可小人亦君子亦小人名“同和”者誡余入世為人宜“同”亦宜“和”,少“同”而多“和”也。而今年逾花甲,方有此一悟,不亦愚乎!


世紀之初,歲次庚辰,新年伊始,老友贈詩一首。尾聯:“一聲龍吟賀新歲,山鳴水應世同和。”有感焉,乃戲為一聯:“同氣相求談何易,和衷共濟行也難。”


一生平庸,身無長物。杏壇執教凡四十載,書海泛舟近六十年,傳道授業之餘,偶有所感,輒胡亂塗抹,久而久之,竟有數十萬言。心血來潮,貿然付梓。“畫眉深淺入時無”?終亦不顧,誠為異事也


余之為文,常顧此失彼,見兔忘犬,喜騖言語之諧和規整,多失立意之深刻鼎新,切中肯綮者鮮少隔靴搔癢者甚多。囿於德才識能之有限,切磋磨礪之不足,積重難返,似成痼疾矣!雖孜孜乎欲入陸機《文賦》“文徽徽以溢目,言泠泠而盈耳”之境,奈何心有餘而力不足,唯可癡想而無以企及也。


《愚悟集》,凡百餘篇。有“穿越古典”之愚見,有“撫摸名作”之偶得,有“解讀柳子”之頓悟,有“直面時俗”之亂彈,有“教學教研”之芻議,有“高考命題”之感言……東拼西湊,如同雜燴,其味何如,亦不知也。


要之:愚悟者,之參禪悟道,後於眾人也遠矣;其愚見拙識,後於時勢也亦遠矣。雪泥鴻爪,聊以為念。倘能獲方家同仁茶餘飯後之一睹,一哂,則幸甚,美甚!


誠惶誠恐,不知所云。


                                               同和謹識


                                            丙戌年葭月於書齋

【转帖】中学语文应该怎么教?

中学语文应该怎么教?


——读吴同和先生《愚悟集》


杜方智


 


中学语文教学的最大特点,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是近年来有识之士的共识。但二者究竟如何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统一境界?也就是中学语文应该如何去教?仍然值得人们去探讨,去实践。吴同和先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四十余年,进行了深入的教学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最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愚悟集》,这是他辛勤探索交出的一份完美答案,是他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愚悟集》大多是千字短文,没有宏观的长篇大论,但却言简意赅,有的放矢,切中实际。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学语文应该怎么去教。


第一,深入发掘教材。吴同和先生认为:要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感受、欣赏、理解和掌握课文中人文性、工具性内容,关键在于具备教材发掘、领悟教材的能力。《愚悟集》共收有的14篇“教材研究”的文章,表现出吴同和先生深厚的功底。有的抓住要点,寥寥几笔,深入揭示不出教材人文性、工具性内涵;有的进行比较,短短几句,准确地区分出各自人文性、工具性特点;有的是客观性的审察,有的是主观性的评论;有的是基础知识的阐发,有的是基本能力的训练。其中《谈〈作家要锤炼语言〉之语言锤炼》是针对唐弢先生的。唐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专家、杰出的现当代散文作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模仿鲁迅笔法撰写杂文,几乎到了似假乱真的地步,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美谈。吴同和先生却敢对 “大手笔”的文章“评头品足”,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展现出可贵的学术勇气和学术品格。


第二,重视教学方法。吴同和先生特别重视教学方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他重视“主攻手”(比喻学生)的价值,但绝不忽视“二传手”(比喻教师)的作用;他认为,“主攻手”与“二传手”只能“互衬”,绝不能“取代”。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他重视每篇教材的教学设计。在《〈甲申三百年祭〉教法一探》里,他把人文性与工具性紧密结合起来,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配合成为序列,仅用一课时便完成了这篇难度较大的课文。整个教学设计安排合理,重点突出,环环紧扣,节奏鲜明。他重视教师讲课的“导入”,说它“似京剧中的开场锣鼓,首先得吸引观众,使之进入情境”。他重视教师讲课的“高潮”,希望教师“在适当的时候,让学生处于极其亢奋的情境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异常活跃,情绪特别激动,从而突破重点难点,完成教学任务”。此外,他还重视教学手段的改革,尽量把先进教学手段引进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学生的智力能力,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第三,重视高考试题的研究。我们常说,高考试题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吴同和先生认同这一说法,他肯定“指挥棒”对教师的“教”对学生的“学”具有极大的指挥作用。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无权干预高考试题,但他却真诚的希望“指挥棒”真正能指出方向,指出效果。他赞扬那些好的高考语文试题,认为这些命题“能检测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故死记硬背者无法获取高分,有效地避免了高分低能的状况,有利于为高校选拨人才”。他反对命题脱离教材,反对试题过偏、过易、过难,反对死记硬背,反对文字游戏。他主张试题要能反映出人文性的内容,要能检侧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要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显然,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


第四,加强语文教师的自身修养。吴同和先生结合自身成长的经历,提出了“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的标准。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水平,必须具有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必须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热爱本职工作。语文教学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传承着、同时也发展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语文课程与学生精神生活息息相关,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处理教材、设计教学,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才能帮助学生学好语文基础知识,练好语文基本功。吴同和先生曾这样评价自己:“经商”潮下能立足本职,不为所动,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培养下一代呕心沥血。1988年偶染顽疾,虽四十多天不能平卧,但未缺学生一节课;能坚持教书育人,关心学生,讲究师德,严于分律已,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


《愚悟集》是吴同和先生在教学实践中长期积累的“渐悟”,在教学实践中灵感闪动的“顿悟”;“悟”前而有“愚”,是“大智若愚”。也如有的论者所说,作者长期工作,生活在 “愚溪”岸边,这是“愚溪之悟”的“愚”。表面的“愚”,实际上处处凝聚着经验之谈,处处闪着智慧之光。


《愚悟集》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本文刊于《中国文学》20086期,作者是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原零陵师专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转帖】语文教师的理性业志

语文教师的理性业志


——读同和兄的《愚悟集》


王田葵


 


 


同和兄的大作《愚悟集》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对于中学语文教学或对于师范院校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笔者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门外汉,落笔恐多鄙拙之见,惶惶然不敢妄加评论。好在同和兄多次与吾讨论语文之宏观,借此机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就语文的宏观问题,麻着胆子胡说八道一番了。


同和兄比我小几岁,属地道的同时代人。共同的遭遇,共同的人生感受和共同的学业旨趣,使我们于1980年第一次面晤之后,便成了挚友。


那时他是江永一中语文教学的挑大梁者,我是零陵师专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当时从龙震球先生处得知,同和家父吴荫寿先生系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高才生,因偶然的机运屈居于零陵一中执教。这位饱学之士对同和兄的潜移默化是不言自明的。以如此笃实的家学渊源和如此广博的学术造诣,调来我校执教是顺理成章之事。无奈,我当时人微言轻,调入同和兄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无论是对于师专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一个损失,今天想起来仍然懊悔有自!


在中学语文教学园地默默耕耘了一生的同和兄,是一位悟性与勤奋双馨的语文教师。这部厚重的《愚悟集》的篇篇文章,都是他一生教学之中的内心真实感受。独到、清新、不乏睿智的文笔,为读者提供了珍贵的心灵实录。论及语文教学,则思欲条分缕析,广被前闻;谈古诗赏析,则美欲咀华含英,开启后学;痛贬时弊,感恳诚而遂显,以超拔浮华之俗世;启悟人生,历往古而能化,文抱风云之阔……语文教学的极致,其实乃心灵之“教”与思想之“教”也!试想,一位语文教师仅仅会教学生如何适应高考,如何应对命题作文,能算一位有思想的语文教师吗?


与此相反,一个语文教师,将一生的语文教学理性业志,同自己的人生感悟、思想追求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烦忧不能超脱?还有什么沉迷不能了悟呢?从语文教学的理念到语文文心之体悟,同和兄一生竟日不辍,心无旁骛,几乎构成了他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全部。而在这一切追求中,最重要的是对语文教育理念的追求。


上世纪以来,关于语文教育理念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语文教育是工具性教育。九十年代末,《读书》杂志刊登了葛兆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是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语文考题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先生认为,所谓工具性,就是按预设和规定的“人才标准”,学生在其许可的知识范围内无限复述、重复,他们的日后的学术被切割得整齐而无新鲜的见解。由此可见,这里的工具性包含双重内容,一是把语文教育的功能理解为给人们提供一个学习、生活的工具;二是在“文以载道”的口号下通过语文教育把受教育者训练成某一政治权力的工具。这正是令人们产生疑问的地方。语文课的工具性是不是这门学科的质的规定性?换言之,语文教育难道仅仅是工具问题吗?我们必须作出适当的选择。


笔者认为,语文既是工具性的学科,又是熔铸人文精神的课程。前者着眼于学生语文文字训练,带动学生如何读,如何说,如何写;后者帮助学生从人本出发,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的文化是怎样的,人为什么需要信仰,需要美等等,一句语,语文课是帮助学生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的课程,实现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课程。


我国几千年的教育基本上是教人学会做奴才的教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孔子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创始人,但孔子并不主张把人训练成奴才。孔子生活在没有正义之法、“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状态中,他要为世人立法,使人民和国家生活重归良好的秩序,但孔子不是“天子”,他在“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时代“作春秋”,就成了哲学圣贤——素王。孔子曾设立“言语”一科的教学,教材以《诗》为主。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作为素王的孔子设立“言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事君”,这里的“君”,是孔子心目中的先王。汉之后的儒者,则有意借孔子之言,强调在“礼制”的框架内做君(皇帝)的温顺奴才。孔子有他高明的地方,他的“言语”教育,不仅仅是解决“道”的问题,也有知与美的教育问题。可见,孔子时代的“言语”教学,已是近代语文教学的滥觞。


然而,自汉以后,“言语”教育便演变为封建道德教育,科举制将这种教育彻底变成了皇权培养恭顺奴才的教育。虽然这样,中国语文经过了几千年的递嬗演进,尤其在语言文字训练和“诗教”方面创造了比较完备的内容和形式,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二十世纪以来,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突破,取得过满意的成绩。可惜,这样的时期太短暂了。正是这种工具性的过分强化,使语文教育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语文教育走的路子越来越窄,方法越来越陈旧呆板,学生读了几百篇文章,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读不懂一首好诗,更写不出发露心声的文章,欣赏不了美文,学生呕心沥血死记硬背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在应付了高考之后已丢得无踪无影!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支配下,“人民教师”要么陷入尴尬,要么对学生的质疑和不满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和对策。


奴性就是唯一性。在工具性的过分强化下,套用福柯的术语就是:话语拥有了权力,就成了权力的话语。语文的人文追求被消除,从教参的法律化到教师的讲解,再到标准试题答案的统一化等等,于是,美文被图解为意识形态,这就有了《项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有了曹禺笔下的周朴园性格解释成为单一的、自私的和虚伪的;有了把鲁迅作品当阶级斗争之“枪”来任意舞弄,而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悉心遮蔽;有了对设计虚伪“套子”的杨朔散文的肉麻歌颂……


行文至此,不禁记起“五四”时期四川吴虞所撰《明李卓吾别传》中的一声喟然长叹:“呜呼!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这是对李贽悲剧性结局最恰当的评论,也是对奴性的最坚挺的拒绝。


“开放的多元主义是自由的源泉,自由主义不同于,或者说优越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之处在于其开放性与宽容性,而这两种特性又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当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到专制与无政府主义双重奸污之后,今天,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名称‘自由’作语文学的正名,而且,这种正名必须自语文学科自己做起。自由主义的道德源泉来自它对价值多元的认可,自由主义政治原理的现实基础则是多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以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为前提的。这种分离来自对社会生活中多种价值观的尊重,来自对个人自由与自治权的承认,即每个人只要其行动不妨碍他人的同等自由与权利,便都有权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和参与公共事务。”(刘军宁:《自由与多元之间》[J],二十一世纪,38期,P.110


开放性就是多元性。同和兄对语文教学中的概念化、简单化,使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游离于语文学科特点的现象深感忧虑,如在过分强调“大语文”的情况下,提出处理好语文学科特点与“大语文”的辩证关系的主张;在一味关注于语文的图解意识的风气下,主张用诗美来滋润人心等等,都说明吴同和先生拥有可贵的语文教学的多元开放性理念。


 


(本文刊于《当代教育论坛》200711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湖南省舜文化著名学者)


 

【转帖】大智若愚 大美难言


大智若愚 大美难言


——吴同和及其《愚悟集》印象记


 


王涘海


  要:《愚悟集》一书可谓是大美难言,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其中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研究类、诗文赏析类、文艺创作类。凡百余篇,数量虽多,但没有滥竽充数,几乎篇篇精品。同时,《愚悟集》文体繁富,题材多样,内容广博,显示了作者丰厚之学识、敏锐之思维。


关键词:吴同和;愚悟集;大智若愚;大美难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801-0245-01


 



 


屈指数来,我跟吴老认识已有七个年头。那时他刚从永州七中退休来中文系兼课,师生中反响甚好。我慕名去观摩,一堂课下来我便被他的学识折服。这以后我经常向他请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来二往,我们竟混得相当熟,他也常顽童似的同我嬉笑怒骂,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之交。虽是忘年交,但在我心目中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良师,是值得我仔细研读的一本大书。因为无论做人还是治学,我与之都相去甚远,我只能想象他的高度。每次跟他交流,我都有醍醐灌顶之感,收益多多。现在,他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成《愚悟集》,交付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当然不会放过好好学习的机会,更要好好拜读了。[1]         


在笔者看来,《愚悟集》(作家出版社,20065月第1版)一书可谓是大美难言。我的这篇小小评论文章是难言其美的,我只是谈谈自己的肤浅感受,只能传达一下自己的阅读心得。《愚悟集》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研究类、诗词赏析类、文艺创作类。凡百余篇,数量虽多,但没有滥竽充数,几乎篇篇精品,值得仔细研读。同时,《愚悟集》文体繁富,题材多样,内容广博,亦显示了他丰厚之学识、敏锐之思维,行文中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


教学乃教师的第一要务,对中学老师更是如此。吴老从教四十余年,一直处在教学一线。数十年教学经验的积累,数十年如一日地对教学的痴迷投入,换来了一篇篇高水平的教学研究文章,也使他跻身于永州市为数极少的语文特级教师行列。他的教学研究类文章可以说与他特级教师的身份相符,见解独特,屡有创新,指导性强,几乎篇篇充溢着真知灼见。谈高考命题,他分析透彻、通俗易懂、点评到位,善于举一反三,让人读后如得仙桃,茅塞顿开。谈教学、教材改革,切中肯綮,言之凿凿,启发性强。谈教学管理,不夸夸其谈,操作性强,很有理论与实践价值。这些文章,很多在当年发表时就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他也因频繁地被请上为年轻语老师传经送宝的讲堂。从教以来,他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教辅读物30余种,曾多次在《中学生阅读》、《读写月报》等刊物开辟高考命题专栏。因此,在永州市的语文界,很少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也因为此,很多年轻老师拜在他的门下,在他的无私指导下,如今大多数成为了各学校的教学骨干。他的事迹相继被《湖南日报》、《零陵学院学报》、《衡阳师院报》、《永州日报》、《永州通讯》、《语文周报》等十余家报刊杂志介绍,并被载入《中等名师大典》、《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大型辞书之中,永州电视台也曾对他多次作过专题报道,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对于永州地方文化研究,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前专注于教学,无暇系统地对地方文化进行研究。退休之后,他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他的高见。短短几年时间,他写了四五十篇研究文章。他的地方文化研究以柳宗元研究为主,辅之以其他与永州相关的历史名人的研究。他研究地方文化往往从柳宗元等历史名人的诗文入手,通过对他们诗文的重新解读来达到弘扬永州地方文化的目的。《愚悟集》收录的赏析类文章除了地方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古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诗人诗作的赏析。《愚悟集》一书中,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赏析文章。他写得很灵动,既准确把握了作者思想之精髓,对作者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古代诗文的意蕴之美。他的再创造,往往把我们引向了美妙之所在,有很多诗文,虽然其他的学者也分析过,但读他的赏析,感觉别致,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他的赏析文章思路开阔、很善于结合诗人的经历和古今时势加以发挥,读完他的赏析觉得世界豁然开朗。《含蓄委婉  百读不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赏读》一文,由柳宗元的被贬想到屈原,又联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浩劫所造成的人心隔离,最后发出感慨,希望咫尺天涯的政治悲剧在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再也不要重演,使诗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茅屋破漏堪忧虑百姓饥寒更牵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一文,作者结合了诗人杜甫的经历来解读,同时穿插了现当代的某位名家对杜甫诗的看法。特别是在分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一主旨句时,在前文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吴老又引经据典对该名家的批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捍卫了原作的精神。吴老的行文很美,文章精巧而意蕴丰厚、语言婀娜多姿富有美感,富有色彩与音律感的语句被作者玩转得挥洒自如,甚至有些文章的标题都能给人以美的震撼,如《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读他的赏析往往陶醉其中,被其美感化,“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读者已经分不清是诗歌本身之美还是他的解读之美了,他的解读已成了诗歌之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一名女子的话,那么他的赏析之美简直可以用“秀若桃花、艳比西子”来形容了。吴老的赏析文章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也是永州地方文化研究一个不小的贡献。吴老目前是永州地方文化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的一个学者,虽出生江苏泰州,但在弘扬永州地方文化上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毅然义务承担了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会刊《柳宗元研究》杂志的大部分编辑工作,编发了大量的优秀文章。去年我主编《柳宗元研究:1980-2005》一书,请其校对,字词标点,他都改得相当细致,治学之严谨、敬业之精神,不得不令我叹服。


他的文艺创作类文章同样给人印象深刻。风格多样,有诗歌、对联,有随笔小品,有文艺杂评。他的诗歌对联,平仄工整、用词精妙、意境高远;他的随笔小品,写得闲适旷达、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如《露天小电影  稀世奇乐章》,看露天电影是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村出身的)生命中都曾经历过的难以忘怀的乐事。作者对露天电影的记忆也牵动了大家的思绪,透过作者的描写,时光倒流、光阴逆转,大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又重新感受了现在社会难得的“温情快意”与“笑语欢颜”,即使没有经历过的,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也仿佛感同身受,被作品中的温情与纯朴深深感染,期待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文艺杂评,批评鞭辟入里,行文调皮流畅,读后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省。如《“通俗唱法”指南》一文,说是“指南”,实际上是“指瑕”。他娴熟地运用反讽的手法分析了当时通俗唱法丑态种种,既幽默地、惟妙惟肖地再现了所谓的歌星的“光辉”形象,又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时娱乐界的粗俗浅薄之。他的文艺创作类作品大都如行云流水,流畅精炼而深刻,显示了他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看他教学研究类、诗文赏析类文章以为他是个不通人情世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老学究,而文艺创作类作品为《愚悟集》一书,增色不少,让我们看到了另类的老师。


吴老总是特别谦虚,常自诩为愚。从《愚悟集》的书名可窥其做人的低姿态,而其行文中亦屡见“一生平庸”、“智商不高”、“能力不强”、“道行低浅”、“悟性不高”等自谦之词。其实他并不真愚,如果说愚的话,也是大彻大悟之愚,是智者之愚。仔细翻看其专著,发现他特别推崇老庄、柳宗元,他们对吴老的影响颇为深入。老子庄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为而治,似乎消极,其实不然。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乃是宣扬不争之德。老子提出为而不争,是因为不争,故无尤,是因为他深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皆知善之为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的道理。庄子发扬了老子的思想,亦主张无用之用。他的无为思想,也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不为、有所为,无为乃是为大为。在他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因此进入了“逍遥游”的至乐至美的境界。柳宗元也是对“愚”情有独钟,曰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柳宗元贬永十年,醉心于山水,懵懵懂懂、不问世事。他曾特意在愚溪边营造了“愚池”、“愚沟”、“愚泉”、“愚亭”等八个以“愚”字命名的景点,还作《八愚诗》以示纪念。对于柳宗元之“愚”,不能妄下断言说他能力低下,反而应看作这是他对自我价值、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是他对正义、对是非、对原则的坚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精神和文化家园的孤独守望。他表面上是出世,其实际是抵达入世。总之,老庄、柳子之,并非真愚,而是大辩若讷、大道若愚,知其智、守其愚,是得道之善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不愿炫耀而彰显的人格魅力,同时也是一种高超的思想境界,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智慧,一种成就自我的处世策略。这也是千百年来,大家对他们仍充满敬意的原因。虽如此,但又有多少人乐意去做呢,甚至学到皮毛呢?!如今的人更多的是去孜孜追求表面的虚荣与繁华,更多的是陶醉于别人的谄媚与吹捧,更多的是为了俗世的蝇头小利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此观之,吴老之愚亦应似愚却非愚,自诩为愚反衬了他的开阔胸襟、高洁情操。也正因为的他的谦虚,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与尊重。我曾与他一起在重庆出差,他的学生听说他到了重庆,丢下手中的工作,立马赶了过来,而且几天都是全程陪同,可见其人的魅力。他经常很谦虚地听别人的意见,很平和很耐心地听别人的述说,但他对待是非问题、原则问题则从不随声附和,坚持一己之见。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甚至常发生争论,每跟他争论一次,我就越发现他的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思维之敏锐。当然争论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君子和而不同也。从这也可见其并不真愚。正因为他大智若愚,默默耕耘,不张扬,不浮夸,所以大作迭出,硕果连连。


健饭休嗟容鬓老,此翁意气还如昨。《愚悟集》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逗号,他对学术的探究与追求远未停止。他正青春勃发,向下一学术高原发起冲击,相信他很快会结出更诱人的硕果。


  


(本文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1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学报编辑部文科编辑室主任)


 








 

【转帖】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吴同和先生与他的《愚悟集》


 


杨金砖


 


 


吴同和老师是我近年所认识的好友之一,当时他于中学退休后在我院中文系及成教学院兼职,课余时间偶尔上学报编辑部坐坐,于是,便与他得以相识;后来柳学会成立,他是学会的积极分子之一,不仅工作认真而且非常热心,因此,对他便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由相识渐变到相知。


吴老师是一个为人爽快而又执著的人,他身为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永州市语文界特级教师,教学水平可谓一流,凡是听过课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为其生动的课堂语言与风趣的教态所感染。同时,他还是一个写作高手,在教学之余,相继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或读本30余种,曾为《读写月报》等刊物多次开辟过高考命题专栏,在语文界颇有些影响。去年,他将手头的120余篇文章,分为10辑,编成《愚悟集》一部,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吴老先生个人成果的一次整体展阅,而且也是柳学会、教育界的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关于书名,何以冠上“愚悟”二字,看起来确是有些悖论,正如先生在书的《自序》里说:“愚者难悟,悟则不愚。然则愚而能悟,岂可得焉?”细读其文,才知其良苦用心之所在。原来这里的“愚悟”是指“愚悟者,余之参禅悟道,后于众人也远矣;其愚见拙识,后于时势也亦远矣。雪泥鸿爪,聊以为念。”显然,“愚悟”中的“愚”乃作者谦虚之语,自认为性情“愚钝”,悟性后于他人。其实,这里的“愚悟”更可作“我的参悟”之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元和元年贬谪永州,居“愚溪”,筑“愚池”,凿“愚沟”,修“愚泉”,建“愚亭”,作《八愚诗序》,一路“愚”来,竟然弄出8个愚字。可见,“愚”的意蕴非常丰富,除了表“谦逊”、“愚钝”、“愚顽”之意外,更有通“余”之隐意。先生的“愚悟”,明显有柳子“愚溪”之意。


《愚悟集》中, “语文论稿”、“教材研究”、“命题研究三辑约占二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40年中学语文教学生涯中的体悟与心得,同时,也记录了他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所思所想。他在《演员•教师•语文老师》一文中指出:“演员靠语言表情达意,拨动观众的心弦,他们说话富有情感,形象、传神、并有个性。语文教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演员的素质和能力,通过独到的表演方式将“议论文的奥博辩证,说明文的明快简洁,散文的优美含蓄,诗歌的精炼隽永,小说的跌宕起伏”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悟到文学的幽深之美与语言的变化之妙。当然“演员”并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处乱不惊的气质。而要获得这些素质与素养,这就要求教师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而且更要行万里路,广泛汲取别人成功的经验,通过比较鉴别、去伪存真、不断摸索,才能像演员一样胸有成竹地上好每一堂课,讲透每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语文的教改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初期的“毁灭方块汉字”而推行拼音文字的动议,到世纪末的“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的论争,见智见仁,莫衷一是,语文教学改革一轮接着一轮。1990年修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而当我们审视当下的语文教学时,却为高中毕业生无法流畅地阅读各类文献,大学毕业仍难以地道的用母语进行写作而悲哀。因此,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对江河日下的语文教育现象进行了无情讨伐与责难。在该书的扉页中这样说道:


“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


而钱理群先生在《往那里去?!》一文中最后则更是发出这样的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对此,吴同和先生在他的《高考语文试题管见》、《“捉迷藏”杂谈》、《高考语文试题指瑕》、《高考作文命题断想》等文章中,从不同层面剖析了中学语文教学与语文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并摸索出自己设法克服这些问题的些许经验。先生在教学中不是人云亦云地去追求那凌空蹈虚的东西,不是去传授那专门应付考试的“快速作文”秘诀,而是坚守千百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道,以丰富的阅读与独到的理解引领学生进入到语言艺术的殿堂,享受母语文化的快慰,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愚悟集》中,虽然所收录的文章多为二三千字的短文,但无不显露着作者的智慧与灵光,让人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如他的《谈“人生识字糊涂始”之时空观》一文中,对鲁迅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宏论”进行了辩证的剖析与阐析。认为鲁迅先生之所以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法”,“讽刺、挖苦、否定”的近乎决绝的语气,是有时空条件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自鲁迅以来,我们的国人未必抱着古文必定就会死掉,舍掉古文必然就能生存。文化具有它内在的传承性,而并不因秦始皇的坑儒而中断,也不会因鲁迅的“宏论”而舍弃。他认为鲁迅之所以那样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可谓是一语中的。同时,认为学习鲁迅的《人生识字糊涂始》应具有时空观。必须了解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所掀起的复古主义思潮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又必须记取彼时彼地适用的观点,此时此地却未必可行。最后他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彼特拉克的一句名言作结:“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显露出了先生思辨的智慧。


其实,在《愚悟集》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从“含英咀华“而后的诗文评介与鉴赏一类的文字,这类文章几甚占去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从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行路难》、崔颢的《黄鹤楼》到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从杜甫的《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到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再到李商隐的《春雨》、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路下来,对中学课本中的以及永州地域所流传的部分诗文进行了或详或简的解读与鉴赏,以渊博的知识、别致的视野引领读者遨游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令人感悟到一种文化的穿透之力与文学的言说之美。


吴同和先生的鉴赏类文章,大多明快幽深而细腻。粗放处如瀑布飞流,磅礴大气;细腻处如煮茧抽丝,尽相穷神。娓娓道来,思接千载,尽现其渊博与缜密之功。如其在品读秦观的《鹊桥仙》一词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时指出:“用拟人对偶的手法,明写星云,暗喻牛女;实描景物,虚抒情思,却又不露痕迹。一个‘弄’字,极现织女织艺之精湛。夜空那美丽多姿的图案不就是织女那灵巧的双手织出的锦缎……一个‘传’字,则把牛郎织女的相思之苦和相见之难的心态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年一度,所‘传’者,恨也。恨离别,恨天庭,恨‘银汉迢迢’,恨可望不可即。”(《示七夕现牛女化景物为情思》)


七夕之际,牛女相见,可以说是牛郎织女一年中之最为欢快与欢畅的时刻,因为一年一度的相思相望终于迎来了一夜的相依相偎,有多少的话要说,有多少的苦要诉,有多少的爱要表,有多少的情要结,而秦观在词中以“传恨”二字起领全词,将人引入到“情爱”的至上境界,的确是妙不可言。而通过先生对“弄”与“传”的阐释,让我们对这首词的“妙道之处”的理解立马由抽象而具体起来。他认为秦观的《鹊桥仙》的最大特色是“句句示天上,句句现双星;句句是人间,句句抒人情,天人合一,可谓妙绝。”这是颇有见地的。


吴同和先生品诗品文,不单从诗文本身切入,而常将作者的生活背景与当时的历史状况,尤其是一些历史掌故,一并呈现有读者面前,以求获得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如他对岑参的《长门怨》一诗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一例。对“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的阿娇之处境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汉武帝刘彻与阿娇之间的情感缘起及司马相如作《长门赋》的动因作了必要的阐释,因而,读者对岑参的《长门怨》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关于吴同和先生的治学之道与教学之悟,在《愚悟集》的《自序》里这样写道:“杏坛执教凡四十载,书海泛舟近六十年,传道授业之余,偶有所感,辄胡乱涂抹,久而久之,竟有十数万言。”这些文字正是先生一生的所思所想与经验总结,故尔读起来总感到特别的亲切与快慰。于此,也希望吴老先生将其鉴赏性的品读文章继续写下去,让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烛光得以更大的发扬与光大。


 


(本文刊于《现代语文》(文学版)200734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编审,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