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仁孝维系家国和谐

仁孝维系家国和谐


——以虞舜施仁行孝为例


 


吴同和 


 


    【摘  要】“仁”与“孝”,相通互补,几囊括人类全部美德,同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本源。故此,施仁行孝,非特为百姓做人之最高标准,亦帝王治国,维系家国和谐之重要保证也!作为中华道德文明始祖,舜帝一生,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之“诚”、家庭道德之“孝”及社会道德之“仁”;最大限度地维系了家国和谐,予继踵者和百姓万民以无尽教益。


    【关键词】虞舜大帝;施仁行孝家国和谐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屈万里先生《“仁”字涵义之史的观察》有个重要命题,极有见地:“‘仁’这个概念经过孔子的阐述以后,几乎包括了人类的全部美德,成为做人的最高标准。”


“仁”,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孔子“仁”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所创以“仁”为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品行在内的伦理思想体系,一直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因“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一直被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美德,故“孝悌”自然被认为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论语·学而》曰:“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1]儒家以为,君子应专心致力于根本,根本,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会形成;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是仁的根本。《孝经·三才》曰:“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2]在孔子看来,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运行,地上万物自然生长,是人类最首要的品德。


《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


《论语·学而》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4]


《大戴礼记·礼三本》曰:“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


湖南省舜文化基地首席专家陈仲庚教授《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孝”以齐家与家庭和谐》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而儒学的核心是仁学,仁学的核心又是孝道,所以孝道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DNA’。”[6]


当代学者张京华教授《湘楚文明史研究·虞舜论·说孝》指出:“‘孝’的推广义,学者谓‘仁’之一字,可以为一切美德的总称,‘孝’亦同之。”[7]


故此,“孝”及由此而衍生的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从敬养层面分析,“行孝”可概括为十二个字: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


《论语·为政》析“敬亲”曰:“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8]孔子认为,子女对父母不但要“养”,更重要的是“敬”和“爱”;养而不敬,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呢?《礼记·祭义》对“孝”做了界定:“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9]


所谓“谏诤”,则要求子女能直言相谏。《孝经·谏诤》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0]


或曰:“孝”乃儒家伦理思想原点。持此论者以为:


其一,“孝”以家庭为中心,行孝之个体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扩展到家庭以外的国家和社会。


其二,《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祖先,可使民风归于淳厚,可将孝敬父祖之心扩充延展而至于国家天下,从而达到视国如家的人情和谐之境。


其三,孝,首先能“齐家”,实现家庭关系和谐;进而可“治国”、“平天下”,以臻于国泰民安。故“孝”意识之延展,关乎家国和谐伦理建设。


其四,和谐社会的伦理建设将人作为宇宙的创生者,恢复源初性“仁”心,回归儒家“孝”意识本原。如此,宇宙之道和个人之德便可磨合,从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或曰“和谐”),使个体之“仁”与宇宙浑体之“仁”默契相通,而建立人与人之间连贯的心通,建立与社会、世界通达不二的和谐关系。


阐析至此“‘孝’乃儒家伦理思想原点”之命题,庶可立焉!


    要之,“仁”与“孝”,相通互补,几囊括人类全部美德,同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本源。故此,施仁行孝,非特为百姓做人之最高标准,亦帝王治国,维系家国和谐之重要保证也!


 



作为中华道德文明始祖,舜帝一生,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之“诚”、家庭道德之“孝”及社会道德之“仁”;最大限度地维系了家国和谐,予继踵者和百姓万民以无尽教益。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11]舜帝施仁行孝,终获尧帝信任,为四岳举荐;执掌国事后,恭谨劬劳,再接再厉,解愠阜财,内圣外王,令家国和谐,久之而为圣人矣!


作为中华民族人文道德始祖,他所推行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常之教,不仅使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华夏先民有了各居其位的家庭秩序,最大程度地优化了先民生存环境,而且为刚蝉蜕于母系社会的人群跨进文明门槛做了必要准备。由于舜帝对中华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前无古人因而他在华夏子孙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上自君王公侯,下至黎民百姓,对其道德仁爱之心、孝悌温良之德、禅让恭谨之举勤勉劬劳之行,无不仰;对其“重瞳”之异,“躬耕历山,象耕鸟耘”之奇,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痛悼舜帝,洒泪而染成斑竹”之说……亦深信不疑;进而对体现其“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南风歌》及“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推崇之至!


千百年来,人们“言必称尧舜”古人将尧舜视为圣王,而且往往是尧舜并称;但事实上,尧不能为而舜能为之,尧未能成而舜能成之。在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中,舜帝居“圣人”之中,承尧传禹,地位尤为特殊:他以道德为本,身体力行,终成内圣外王的煌煌大业,为万代敬仰。《尚书大传》赞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论语·为政》亦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谬也。


民国时大学者柳诒徵(1880—1956)《中国文化史·绪论》断言: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纚纚相属,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12]溯洄考证,乃知道德文化有如一条绵绵不绝的纽带,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堪称“未尝有中绝”文化长河中之悠悠一脉;而产生、发展且绵延了四千多年的舜文化,中华民族的道德之源也!它哺育了世代华夏儿女,最终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构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


我国的人伦道德,始于虞舜时代。虞舜出身低微,其父瞽叟心地狭窄,后母言不及义,嚚悍卑劣,同父异母弟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象,常欲杀舜。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悌德行天下闻名。《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13]汉代著名学者皇甫谧(215—282)《帝王世纪》云:“其母早死,瞽叟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颃,母嚚,咸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14]为避后母与生父加害,舜流离而至雷泽等地……尽管如此,舜然宽容大度,不忘孝敬父母、爱护弟象及妹敤首。父母去世,予以隆重安葬;“封象于有鼻”。其恪守笃亲尽孝、宽厚仁慈之德行,前无古人也!


舜帝的孝行说明:孝道重于治道,道德教化重于国家治理。在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进化的转折时期,“孝”是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第一美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15]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正是这种对蒙昧或野蛮状态起决定作用的亲属关系,引导原有的氏族公有制经济向家庭私有制经济演变舜帝的贡献是:仁孝伦理道德正式上升为社会共同规范,使之成为构建文明社会的基本单元。舜帝笃诚孝悌,以德报怨,从孝顺父母,友善兄弟的孝悌之道出发,首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阐析了“家即国,国亦家”的理念。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从《周礼》到孔孟儒学,乃至儒释道合流的教化思想,诸如“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甚至“三从四德”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建立寻根溯源,其皆自之虞舜仁孝!


    从修身角度考量,舜帝之所以在先秦儒家心目中被奉为“圣人”,就是因为他始终坚持诚信。《荀子·尧问篇》有一段话:“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16]大舜观点十分明确:治理国家,只要坚持专心一意而没有过失,做细小的事从不懈怠,忠诚守信而不厌倦,那么天下人自然会归顺。舜执掌天下后几十年,考察百官时,也要求臣下须“明诚以功”、“德允元”。以诚信为本,与人为善的德行,感化了臣民百姓;全国上下,竞相效仿。《孟子·尽心上》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17]


从齐家角度考量,“孝”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主要道德规范,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上古社会,“孝”居其他道德之首,统帅并制约其他道德行为。舜帝是躬行孝道的楷模。由于他“以孝烝烝”,对上尽孝子之道,对下尽兄弟之道,对妻尽夫君之道,故能化解家庭复杂矛盾,致使家庭和睦。其人格品德,为他治理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孟子感叹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18]


从“治国”、“平天下”角度考量,舜帝早年行孝,此后施仁行政之基础,“先小家后国家”之能量积贮也!夫行孝悌之道,为求一家之和谐;施仁政之道,为求一国之和谐也!《孟子·离娄上》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19]陈仲庚教授认为:“‘教’与‘养’的结合,其实也就是‘国’与‘家’的结合,中国的家与国之所以能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因为有亲亲之孝的原则作为其连接点,即从孝出发归结于治。”[20]此言得之。


 



施仁行政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体现在“事亲、施仁、言语、知之、现实、回游”等六个方面,即“始于孝悌,终于仁义,现乎言行,达于智慧,成乎君子,传之弟子”也!


虞舜是践行“内圣外王”的楷模。《中庸》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21]《荀子·非十二子》曰:“圣人之得者,舜禹是也。”[22]


如前所述,虞舜“内圣”之德,已臻至境;而其“外王”之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打造国家机器


作为圣人的舜,具有非凡的号召力、凝聚力与感化力。对此,古代典籍多有记载。《尚书·典》赞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23]《孟子·万章上》曰:“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24]《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曰:“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5]


史载,尧帝命虞舜任司徒,舜不负厚望,制定了“五典”,很快为天下百姓普遍遵从。此后,儒家将“五典”改造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五伦”,使之成为中国君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上下一致遵守的准则。尧帝让虞舜去处理百官的事务,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令其管理四方诸侯的外交事务,诸侯们心悦诚服;令其考察山林川泽,遇到了暴风骤雨,他也能做到气定神宁,从不迷失方向……经过三年考察,尧帝认定虞舜有德有才,可继承帝业,于是禅让,决定让虞舜“摄行天子之政”,自此,开启了“尧天舜日”时代。


舜从代尧“摄行天子之政”至为帝为君,凡39载。他始终坚持恭谨勤勉,以德治国;为“解愠阜财”,他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当政后,承前启后,实施了推行五教,分职善任,稳定农业,匡划九州,贡纳赋税等五大政略,完成了古代国家社会的基本构制,成就了“内圣外王”的业。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易洛魁人的氏族》曾这样描述氏族制度: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26]


在氏族社会,“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越来越多,“当事人”已无法解决;于是,新的管理机器应运而生。作为部族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尧舜禹周围便有了许多各司其职的公职人员,如四岳、十二牧,以及司空、司徒、百工、虞、秩宗等等。《尚书·舜典》载,尧舜禹等部族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掌握着一些重要职权,这些职权要比部落联盟酋长的职权重大得多。整个管理机关,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有似于后世的国家机关。


《史记·五帝本纪》曰:


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穀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27]


于此可知,古代国家机器的雏形及其功能,早在舜帝时代已基本完成,且极有影响力。舜帝设立诸官体制,表现为制约百官群臣的专制君权;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广开言路。《史记·五帝本纪》曰:“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28]交代臣子“女无面谀,退而谤予”,这对于坚持将德行作为“外王”的前提,坚持以德完善自身人格,意义重大。“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29]舜帝治国安民,惩恶扬善,恩威并施,得到老百姓拥戴


曰:舜治天下,家国谐和“内平外成”之境,良有以也


2.造福百姓万民


·崔豹《古今注·舆服》云:“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有十二牧。”[30]这几句话,概括了舜帝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以德治天下,实行仁政,造福百姓万民的为政之道。


为稳定农业,扫除自然障碍,虞舜高瞻远瞩,任命大禹治水。禹导通了九大山,整治了九大泽,疏浚了九大河,使农业生产有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自然环境,使上古先民顺利地进入了农耕社会。


在百姓丰衣足食后,舜帝很注意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竹书纪年》云:“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并时刻注意教化百姓,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去除其陋习。舜还以身作则,劝导百姓节俭。《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慎人》云:“舜之耕渔,其贤不屑,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31]惟其如此,帝舜才能成为上古帝王的典范


纵观舜帝一生,勤政爱民,施仁行孝;家国有祥和之兆,百姓无冻馁之虞。然则“内圣外王”之道,虞舜践之矣!


 



    《孟子·离娄》云:“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32]


周《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明·程登吉《幼学琼林》曰:“圣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舜帝所创造的道德文化世代相传,山岳般巍巍屹立于中华大地。由于舜帝一生施仁行孝,内圣外王,推行道德教化,当时社会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前所未有的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局面,就是后人心目中的太平盛世,即儒法墨道诸家所津津乐道的“大同世界”。


令人深思的是,社会发展,历史演进而至于今,舜帝之明德、孝行,仍然影响、甚至规范着当代中国人的言行!


2005年9月15日,湖南省公祭舜帝大典在湖南宁远九嶷山隆重举行。拜殿楹联“至孝千秋一德,笃亲万里同风”,乃前国民党元老、96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亲笔题写。2012年9月28日,湖南省公祭舜帝大典,又一次在宁远九嶷山隆重举行,省长徐守盛主祭,诵曰:“伟哉帝舜,照临八荒。肇华夏文明,基大同主张。行至孝以感嚚頑,德纯备而叙伦常。耕稼漁陶,民享安康。居百揆,职事时叙;宾四门,和谐万邦……”其声洪亮,其情真切,予百姓学人以鼓舞思考矣!


 


要之:舜帝施仁行孝,集诸多美德于一身,乃道德人伦之楷模、“修身”“齐家”之样板、“治国平天下”之圣君;而以虞舜道德思想为核心之中华传统文化,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之不竭动力也!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凝聚民心侨心,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维系家国和谐,均须弘扬大舜精神!


 


参考文献


[1][4][8][9][17][18][19][21][23][24][32]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8月版。17页、18页、19页、607页、129页、121页、100页、9页、216页、108页、95页。


[2][3][10]《孝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2549页、2545页、2585页。


[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17页


[6][20]陈仲庚:《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版。89页、89页。


[7]张京华:《湘楚文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211页。


[11][13][27][28][29]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10月版。5页、5页、7页、6页、11页。


[1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二编4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2页。


[14]皇甫谧《帝王世纪》,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初版。11页。


[15][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机器》,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版。26页、94页


[16][22]梁启雄:《荀子柬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9月版。26页、413页。


[25][31]《吕氏春秋集释》(下),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5年5月版。26页、26页。


[30]晋·崔豹:《古今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月版。5页


 


                                        ——小文刊于《船山学刊》2014年1期


 


 

【原创】“解愠阜财”与“内圣外王”

“解愠阜财”“内圣外王”


——《南风歌》隐含密码试析


湖南 吴同和



    


    【摘  要】舜帝所造之《南风》,既是其以德治国的回顾,也是其以德治国的憧憬,更是其欲达内圣外王之境的目标舜帝一生,践帝位39载,修身治国,内圣外王;恭谨劬劳,兀兀穷年。“观风俗之盛衰”,治国之;入蛮夷之地而察民风、制良策逢寝食之时亦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终使三苗臣服,万民拥戴,为继踵者“内圣外王”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南风歌》艺术再现了先民对温情南风的礼赞,折射了舜帝德孝仁义之操守的光芒,也表达了舜帝(或曰“先民”)的美好心愿。因之,“南风”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寄托,而《南风歌》则是先民一根强大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虞舜大帝;南风歌;解愠阜财;内圣外王



 



    《南风歌》,一说为舜帝所创制,一说系后人所造作。对此,《孔子家语·辩乐解》曰: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


《礼记·乐记记述如下: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史记·乐书》也有类似文字: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


……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尸子·绰子》、《新语·无为》、《太平御览》等众多典籍均有记载。以上典籍,基本认定《南风歌》为舜帝造作,且多以“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的史实,推演“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的结论,从而宣示了“乐化”的作用。


对于《南风歌》的内涵,各家注疏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联系虞舜民本思想进行诠释。韩非子认为舜“歌南风而天下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是因为果实丰收,恩惠于民,故天下大治。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王肃(195—256)以为:“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二,联系虞舜孝道思想,谈教化意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郑弦语:“南风,长养之风也,言父母之长养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南风,孝子之诗也。南风养万物而孝子歌之,言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风诗,以教理天下之孝也。”其三,将《南风》与山西运城盐池的盐业生产联系起来。如宋代沈括、明代宋应星等人便持这种看法。


也有人认为,《南风歌》乃后人所作,为抒写南方百姓因南风之起而产生的欢悦之情南方酷暑易旱令人常苦而南风乍起往往积云飘雨解万物焦渴除万民躁热炎日燎物灼人之际温润凉爽的南风及时吹来南方之民视为长养之风,故作歌颂之;进而表达对舜帝的爱戴与崇敬之情。


    解说,都从某一个方面揭示了《南风》的内涵。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大意是:南风何其温暖和煦啊,可以吹散百姓心头的怨怒和忧愁;南风何其调和及时啊,可以使百姓财产殷富,衣食丰足!


    这是一首帝王诗,初读似平实通俗,细品却含蓄深沉。传达的信息乃是治国之道,圣人心曲;短短26字,情感炽烈,意蕴多维,谓“一曲兴邦”,不谬也!它启迪统治者,欲实现“内圣外王”之大同理想,首先必须解百姓之愠,阜万民之财;“解愠阜财”是“内圣外王”的充分必要条件。


故此,《南风歌》艺术再现了先民对温情南风的礼赞,折射了舜帝德孝仁义之操守的光芒,也表达了舜帝(或曰“先民”)的美好心愿。因之,“南风”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寄托;而《南风歌》则是先民一根强大的精神支柱。


披阅揣摩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再四,乃获一得:舜帝所造之《南风歌》,既是其以德治国的回顾,也是其以德治国的憧憬,更是其欲达“内圣外王”之境的目标。舜帝一生,践帝位39载,修身治国,内圣外王;恭谨劬劳,兀兀穷年。“观风俗之盛衰”,究治国之大要;入蛮夷之地而察民风、制良策,逢寝食之时亦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终使三苗臣服,万民拥戴,为继踵者“内圣外王”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内圣外王”,最早见之于《庄子·天下篇》: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内圣外王”之道,即圣人治国之道。“内圣”,求修身为人之完美;“外王”,谋治国安邦之谐和。通俗地讲,“内圣”者,修身养德也,要求人要有道德;“外王”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这是对执政者提出的最高要求。


孔子“三大纲领”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大学》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荀子·正论》也有类似的论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老子》第五十四章有这样一段话: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在老子眼里内圣而至外王的过程,也是修道之人将对道的认由个人逐步推向家、乡、邦和天下的过程,这种路径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讲求“不执著”,以之为修身养德的最高境界,其内涵与“内圣外王”亦相差无几,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更其圆通明白一些……


遍稽先秦诸家学说,发现其中许多观点虽相互抵牾,但对于“内圣外王”的认识,儒法墨道等各家却惊人相似,都将其视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


然古往今来,帝王无数,却只有极个别的“人上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有崇高的德行,能克己复礼,善博施济众,可安邦兴国,进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其功德修为,可近(只能是“近”,而不是“达”)“内圣外王”之境。而一般士大夫之辈,则仅以“贤”为行为规范和追求目标,他们只望人品、学品、文品完美,以惠及子孙。至于一般庶民百姓,倘能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着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那就很了不起了。


虞舜乃“人上人”,践行“内圣外王”之楷模也!其“内圣”之德,已臻至境;而其“外王”之功,亦彪炳千秋!《中庸》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孟子·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尚书·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韩非子·难一》曰:“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虞舜一生,殚精竭虑,恭谨劬劳,惟“解愠阜财”之是务,然则获百姓万民之崇仰、膜拜,理固宜然矣!



 



尧舜禹是儒家推崇的三大“圣人”,而事实上,上古时代的舜帝,才是中华文明最为关键的奠基者。《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帝居“圣人”之中,承尧传禹,地位尤为特殊。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始祖,舜帝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明德”治理百姓万民,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的“诚”、家庭道德的“孝”和社会道德的“仁”。他以身作则、立身为范,创建了中国最原生态的道德文化,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尚书大传》的赞词非常中肯:“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


    《尸子·仁意》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於玉烛,息於永风,食於膏火,饮於醴泉。舜之行,其犹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满焉,蝼蚁之穴亦满焉。由此观之,禹汤之功,不足言也。”这段话,赞颂舜为帝之后,仍坚持和百姓同甘共苦,心中装着百姓关心的事情;故此,舜帝能得到人民的赞扬。禹汤等则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矣!西汉贾谊《新书·修政》描述帝舜的一段文字尤发人深省“虞舜曰:‘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与中都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爱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且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惟以敬也。故欲明道为忠,必服之。’”由此可知,虞舜非常重视修身养德,对上对下都讲求忠诚,甚至对敌对者也讲求信义;至于对百姓,就更有爱心。唐代诗人张谓《九疑作》(一题为《邵陵作》)赞曰:“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惟其如此,帝舜才能成为上古帝王的典范


稽考虞舜之内圣明德,品评《南风歌》之远古幽情,可知二者之内在联系:夫虞舜道德修为,乃“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之内力储蓄;而彰显虞帝内圣外王之伟业,点评大舜修身治国之事功,则有助于破解《南风歌》之隐含密码也!


1孝悌诚信


“孝”为百德之首,舜之孝悌德行,天下闻名。他出身低微,其父瞽叟心地狭窄,后母言不及义,嚚悍卑劣,同父异母弟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象,常欲杀舜。汉代著名学者皇甫谧(215282)《帝王世纪》云:“其母早死,瞽叟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颃,母嚚,咸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舜就在这极其艰难的岁月中逐渐长大,尽管如此,仍宽容大度,不记仇恨,“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敬父母、爱护弟象及妹敤首。故曰:大舜笃亲尽孝、宽厚仁慈,乃孝之化身,前无古人也!


从修身的角度考量,舜帝也是典范。舜帝之所以在先秦儒家心目中被奉为“圣人”,就是因为他能严格约束自己,具有“诚意、正心、修身”等崇高品德。《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允,诚信也。当年尧帝坚守诚信之道,禅让帝位于舜;舜继尧帝之位后几十年,始终以诚信为做人之本。不仅如此,舜帝考察百官时,也要求他们“明诚以功”、“德允元”,即崇尚厚德,信任善类。《孟子·公孙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由于舜帝与人为善,舍己从人,故能感化一大批人,大家纷纷效法舜帝为善之美德;以至于随处可见“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孟子·尽心上》)! 


正因为舜帝笃亲尽孝、宽厚诚信,所以执政后,才能深谋远虑,以仁政治天下,“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史记· 五帝本纪》);念念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故能使国家“内平外成”,百姓安居乐业


2勤勉劬劳


《孟子·告子下》曰:“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出身卑微的舜,做过各种农活:种田,狩猎,打渔,挖井,制作陶器,修建粮仓……青少年时,为躲避家人的毒打及残害,常到出生地东夷氏族部落避难、谋生。他吃苦耐劳,勤于农耕,学制造,烧陶器,除供自己衣食外,还尽力供养父母和弟妹。虽历尽各种劳作的艰辛,但仍坚持用完善的人格熏陶人,感化人。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闲暇时,还教百姓凿井,用之于饮用或灌田;被举为“帝”后,依然保持勤劳、吃苦、农耕的美德。据传,他曾在都城蒲坂(今山西永济)附近,带头进行农耕生产,乐而不疲。所以,舜20多岁就得到先民拥戴,被东夷氏族部落推举为首领。《吕氏春秋·慎人》曰:“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鲁连子》云:“舜耕于历山而友益,陶于河滨而友禹。”


故曰:舜帝“造作”《南风歌》,歌以咏志是也!何哉?夫积年治国,鞠躬尽瘁,常抒帝王之心志;累月修炼,勤勉劬劳,久贮百姓之情怀。乃谱之以《南风》,传之其人者也!


3崇尚教化


虞舜非常重视通过音乐、诗歌的熏陶,塑造庄重高洁的人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孔子家语·辩乐解》曰:“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唐人吴仲舒云:“薰风之有德也,使国富以人安;薰风之有惠也,使时和而俗阜”(《全唐文·卷五百九十四》),《史记·夏本纪》载:舜命“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皆强调了虞舜重视音乐熏陶人性的作用,《史记·夏本纪》这段文字则描述了虞舜时代“神人共和”、“天人合一”的大同美景。于斯可知:乐化功能,善莫大焉!


据《尚书》、《史记》等典籍记载,舜帝为诸侯、四岳举荐所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掌管五常教育的司徒。舜不负厚望,制定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即“五典”,很快为天下百姓普遍遵从。正式登位后,舜帝设官分职,除四岳、十二州长官外,另设有礼法专司祭祀,负教化之责任。此外,还设有两个职位:一是司徒官契,舜令其“敬敷五教”,施行家庭伦常教育;二是典乐官夔,令其以歌诗舞蹈形式教育青少年。史载,帝舜执政期间,派臣子到各地采风,汲取民歌源流营养,亲自制定箫律、《南风》、《九韶》等乐舞,以歌颂太平盛世。《淮南子·泰族训》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吕氏春秋》云:“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十二弦之琴。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在初步创立了国家制度,扩大疆域,统一众多分散氏族,改善部落民众生活的同时,舜帝还制定了礼乐,教化百姓;他所创制的音律、乐歌,成为上古一代盛世国乐。传说屡征不服的三苗,也因崇仰帝舜之德政而终于归服。《淮南子·齐俗训》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史记·五帝本纪》曰:“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尚书大传》亦曰:“(舜)维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坛四奥,沉四海,封有十二山,兆有十二州,乐正定乐名,元祀代泰山,贡两伯之乐焉。”至此,舜帝已成为先民心目中高大、完美的帝王形象。


另一方面,舜帝还善于以怀柔政策调和民族关系,化解民族矛盾,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为使三苗臣服,虞舜决定“以德化之”。《吕氏春秋·尚德》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民间传说就更神奇:舜帝南巡到湖南湘乡一带,突然被手执武器的苗民包围,危急之下,虞舜命人奏起韶乐,苗民便自动放下武器跳起舞来,避免了一场战争。        


于是可知:重教化,尚礼乐,乃有《南风歌》传世;歌《南风》,享太平,故有“内圣外王”之礼赞也!


 



舜帝治政,承前启后,实施了推行五教、分职善任、稳定农业、匡划九州、贡纳赋税等五大政略,基本上完成了古代国家社会的构制成就了“内圣外王”的煌煌伟业。


舜当政后,匡划九州彻底打破了部落领地的管理界限,为构建国家机器奠定了管理基础。舜巡守四方时,每至一方,都在当地最有名的大山之上举行祭祀典礼。《尚书·尧典》载:“五载一巡守……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有舜之时,“四岳”既是某一个重要部族的首领,又是某一方众多部族首领的代称在部族联合体内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在当时相当先进,也非常适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在氏族社会),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尧舜禹时代的“问题”越来越多,“当事人”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切问题”;于是,新的管理机器便应运而生。个管理机器,组织严密,公职人员甚多,他们分工细致,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而作为部族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尧舜禹等着一些重要职权,祭祀天地,颁行历法设官分职,制定刑法举贤用能贡纳赋税等等。种管理机制,与后世国家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管理方法已非常接近


    这个史实告诉人们,古代国家机器的打造,早在舜帝时代就已基本完成。舜帝“摄行天子之政”以后,流放四凶逐去之举八元、八恺,不拘一格任用贤才广施德政,献身于民。“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乃至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史记·五帝本纪》。至舜受禅让而登帝位,渐呈歌舞升平之象:皋陶任大理,执法严明,刑法宽和,民间没有冤;伯夷主礼,井井有条,上下谦让,君臣一心;垂主百工,各种器具制造及房屋营修业兴旺;弃为稷官,教民按季节种植五谷,粮食丰收,民不受饥;契任司徒,百姓亲和,尊老爱幼为稳定农业,扫除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从此,疆域扩大,国家雏形初具,天下渐趋大治。


与此同时,舜帝下令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广开言路统一刑法,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任用高辛氏的后代担任伦理道德教化官,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 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交代臣子们“女无面谀,退而谤予”(《史记·夏本纪》)。“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君臣百姓共绘祥和、“内平外成”之美景,遂定格于上古社会,予后之帝君以无穷深思、借鉴矣!


然则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之理念与作为,“外王”之重要依托乎?曰:“然也!”


……


夫虞,出身卑微,而以德孝仁义名闻天下,代尧“摄行天子之政”为帝为君,凡39;惟“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之是务,逞帝王之志,造《南风》之诗,其德才识能,孰可与之比肩耶?


《南风歌》者,千古之绝唱也!吟之祈解愠阜财,参之望内圣外王。司马氏誉其“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信夫!


一言以蔽之:《南风歌》、虞舜业,相得益彰也!




 


参考文献


〔1〕 万里、刘范弟辑录点校虞舜大典(古文献卷)Z.岳麓书社,2009.7


〔2〕 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Z〕.岳麓书社,1991.8


〔3〕 司马迁.史记〔Z〕.岳麓书社,1988.10


〔4〕 陈仲庚.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2


〔5〕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10



                               (小文刊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