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吴同和先生与他的《愚悟集》


 


杨金砖


 


 


吴同和老师是我近年所认识的好友之一,当时他于中学退休后在我院中文系及成教学院兼职,课余时间偶尔上学报编辑部坐坐,于是,便与他得以相识;后来柳学会成立,他是学会的积极分子之一,不仅工作认真而且非常热心,因此,对他便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由相识渐变到相知。


吴老师是一个为人爽快而又执著的人,他身为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永州市语文界特级教师,教学水平可谓一流,凡是听过课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为其生动的课堂语言与风趣的教态所感染。同时,他还是一个写作高手,在教学之余,相继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或读本30余种,曾为《读写月报》等刊物多次开辟过高考命题专栏,在语文界颇有些影响。去年,他将手头的120余篇文章,分为10辑,编成《愚悟集》一部,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吴老先生个人成果的一次整体展阅,而且也是柳学会、教育界的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关于书名,何以冠上“愚悟”二字,看起来确是有些悖论,正如先生在书的《自序》里说:“愚者难悟,悟则不愚。然则愚而能悟,岂可得焉?”细读其文,才知其良苦用心之所在。原来这里的“愚悟”是指“愚悟者,余之参禅悟道,后于众人也远矣;其愚见拙识,后于时势也亦远矣。雪泥鸿爪,聊以为念。”显然,“愚悟”中的“愚”乃作者谦虚之语,自认为性情“愚钝”,悟性后于他人。其实,这里的“愚悟”更可作“我的参悟”之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元和元年贬谪永州,居“愚溪”,筑“愚池”,凿“愚沟”,修“愚泉”,建“愚亭”,作《八愚诗序》,一路“愚”来,竟然弄出8个愚字。可见,“愚”的意蕴非常丰富,除了表“谦逊”、“愚钝”、“愚顽”之意外,更有通“余”之隐意。先生的“愚悟”,明显有柳子“愚溪”之意。


《愚悟集》中, “语文论稿”、“教材研究”、“命题研究三辑约占二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40年中学语文教学生涯中的体悟与心得,同时,也记录了他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所思所想。他在《演员•教师•语文老师》一文中指出:“演员靠语言表情达意,拨动观众的心弦,他们说话富有情感,形象、传神、并有个性。语文教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演员的素质和能力,通过独到的表演方式将“议论文的奥博辩证,说明文的明快简洁,散文的优美含蓄,诗歌的精炼隽永,小说的跌宕起伏”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悟到文学的幽深之美与语言的变化之妙。当然“演员”并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处乱不惊的气质。而要获得这些素质与素养,这就要求教师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而且更要行万里路,广泛汲取别人成功的经验,通过比较鉴别、去伪存真、不断摸索,才能像演员一样胸有成竹地上好每一堂课,讲透每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语文的教改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初期的“毁灭方块汉字”而推行拼音文字的动议,到世纪末的“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的论争,见智见仁,莫衷一是,语文教学改革一轮接着一轮。1990年修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而当我们审视当下的语文教学时,却为高中毕业生无法流畅地阅读各类文献,大学毕业仍难以地道的用母语进行写作而悲哀。因此,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对江河日下的语文教育现象进行了无情讨伐与责难。在该书的扉页中这样说道:


“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


而钱理群先生在《往那里去?!》一文中最后则更是发出这样的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对此,吴同和先生在他的《高考语文试题管见》、《“捉迷藏”杂谈》、《高考语文试题指瑕》、《高考作文命题断想》等文章中,从不同层面剖析了中学语文教学与语文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并摸索出自己设法克服这些问题的些许经验。先生在教学中不是人云亦云地去追求那凌空蹈虚的东西,不是去传授那专门应付考试的“快速作文”秘诀,而是坚守千百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道,以丰富的阅读与独到的理解引领学生进入到语言艺术的殿堂,享受母语文化的快慰,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愚悟集》中,虽然所收录的文章多为二三千字的短文,但无不显露着作者的智慧与灵光,让人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如他的《谈“人生识字糊涂始”之时空观》一文中,对鲁迅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宏论”进行了辩证的剖析与阐析。认为鲁迅先生之所以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法”,“讽刺、挖苦、否定”的近乎决绝的语气,是有时空条件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自鲁迅以来,我们的国人未必抱着古文必定就会死掉,舍掉古文必然就能生存。文化具有它内在的传承性,而并不因秦始皇的坑儒而中断,也不会因鲁迅的“宏论”而舍弃。他认为鲁迅之所以那样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可谓是一语中的。同时,认为学习鲁迅的《人生识字糊涂始》应具有时空观。必须了解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所掀起的复古主义思潮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又必须记取彼时彼地适用的观点,此时此地却未必可行。最后他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彼特拉克的一句名言作结:“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显露出了先生思辨的智慧。


其实,在《愚悟集》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从“含英咀华“而后的诗文评介与鉴赏一类的文字,这类文章几甚占去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从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行路难》、崔颢的《黄鹤楼》到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从杜甫的《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到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再到李商隐的《春雨》、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路下来,对中学课本中的以及永州地域所流传的部分诗文进行了或详或简的解读与鉴赏,以渊博的知识、别致的视野引领读者遨游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令人感悟到一种文化的穿透之力与文学的言说之美。


吴同和先生的鉴赏类文章,大多明快幽深而细腻。粗放处如瀑布飞流,磅礴大气;细腻处如煮茧抽丝,尽相穷神。娓娓道来,思接千载,尽现其渊博与缜密之功。如其在品读秦观的《鹊桥仙》一词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时指出:“用拟人对偶的手法,明写星云,暗喻牛女;实描景物,虚抒情思,却又不露痕迹。一个‘弄’字,极现织女织艺之精湛。夜空那美丽多姿的图案不就是织女那灵巧的双手织出的锦缎……一个‘传’字,则把牛郎织女的相思之苦和相见之难的心态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年一度,所‘传’者,恨也。恨离别,恨天庭,恨‘银汉迢迢’,恨可望不可即。”(《示七夕现牛女化景物为情思》)


七夕之际,牛女相见,可以说是牛郎织女一年中之最为欢快与欢畅的时刻,因为一年一度的相思相望终于迎来了一夜的相依相偎,有多少的话要说,有多少的苦要诉,有多少的爱要表,有多少的情要结,而秦观在词中以“传恨”二字起领全词,将人引入到“情爱”的至上境界,的确是妙不可言。而通过先生对“弄”与“传”的阐释,让我们对这首词的“妙道之处”的理解立马由抽象而具体起来。他认为秦观的《鹊桥仙》的最大特色是“句句示天上,句句现双星;句句是人间,句句抒人情,天人合一,可谓妙绝。”这是颇有见地的。


吴同和先生品诗品文,不单从诗文本身切入,而常将作者的生活背景与当时的历史状况,尤其是一些历史掌故,一并呈现有读者面前,以求获得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如他对岑参的《长门怨》一诗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一例。对“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的阿娇之处境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汉武帝刘彻与阿娇之间的情感缘起及司马相如作《长门赋》的动因作了必要的阐释,因而,读者对岑参的《长门怨》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关于吴同和先生的治学之道与教学之悟,在《愚悟集》的《自序》里这样写道:“杏坛执教凡四十载,书海泛舟近六十年,传道授业之余,偶有所感,辄胡乱涂抹,久而久之,竟有十数万言。”这些文字正是先生一生的所思所想与经验总结,故尔读起来总感到特别的亲切与快慰。于此,也希望吴老先生将其鉴赏性的品读文章继续写下去,让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烛光得以更大的发扬与光大。


 


(本文刊于《现代语文》(文学版)200734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编审,著名评论家)

【原创】穷经悟道 探骊得珠

穷经悟道 探骊得珠


——杨金砖先生《潇湘文学散论》荐读


湖南/吴同和


 


如果以地域分野,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同样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作为湖湘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潇湘文化(狭义的),直至上世纪中后期,湖南人还只是略知一二,外地人则无从结缘;至于潇湘文学,知之者更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北京开会,谈及工作单位,同行们竟不知道永州属何省所辖,幸好我还能背出《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几句话,语文老师们才“唔唔”起来,但永州究竟在什么地理位置,仍不甚了了。


本世纪初,潇湘文化、潇湘文学开始吸引文人的目光,研究者的队伍也日渐壮大。这不仅是因为永州有舜虞、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有李达、陶铸、江华、唐生智,不仅是因为永州有九嶷山、千家峒、秦岩、濂溪,也不仅是因为有永州八记、浯溪碑林、东安武术、江永女书……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包括杨金砖先生在内的不知辛劳为何物的文人学子竭尽全力,扬其所长,发现、挖掘、整理、创作,将永州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展现在世人面前,将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奉献给有不同需求的读者。随着一大批永州学人的学术论述相继出版,一大批本土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专辑亮剑文坛,永州知名度提高了。而在这众多的著述专辑之中,《潇湘文学散论》恰似一只导航之舟,引领读者在潇湘文学的长河上游弋观赏。作者杨金砖先生以独特的审美视角,钩沉历史,检阅文坛,感悟潇湘,将潇湘文学的源与流、本与末、作家与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详尽的阐析。由于作者对“潇湘文学”有较深层面的发掘和认知,故其著述可予人一种穷源到流的质感。不像有的文章,虽为“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美则美矣,但终因作者不能全面论述,却还是留给读者窥其一角的遗憾。


《文心雕龙·知音》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圓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后之学人,但凡欲“晓声”“识器”者,无不“操千曲”“ 观千剑”也。故刘勰强调:“圓照之象,务先博观。”先生心领神会,身体力行,深谙“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之理,乃“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陆机《文赋》),而后“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曹丕《典论·论文》”。相传北宋欧阳修“枕上、马上、厕上”不离书卷,先生“枕上、车上、厕上”亦读报阅文,须臾不离诗书。惟其如此,《潇湘文学散论》的任一篇文章,提出的每一个命题,才有了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撑,“博观”使先生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潇湘文学散论》凡二十余万字,由“文学潇湘”、“潇湘情怀”、“在水一方” 三个部分组成。远溯虞舜、屈原对对潇湘文学的豁蒙之功,中述元结、柳宗元、刘禹锡、何绍基、周敦颐等巨匠对潇湘文学的发展之事,近评本土代表作家繁荣潇湘文学的诗文之作——洋洋洒洒,说古道今,真乃一本 “集潇湘文化文学之粹,蕴本土作家作品之精”的好书。


“放怀意气排空易,落指阳春定调难。”本书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论点,都是先生反复考证的结果,其感悟创见,皆因“穷经悟道,探骊得珠”,故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虞舜〈南风〉对潇湘文学的豁蒙》提出“舜不仅仅为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的化身,而且其‘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谣还发中国文学之滥觞,尤其对潇湘文学有豁蒙之功”的论断,颇有见地。为论证“滥觞”和“豁蒙之功”,作者穷经究史,博引旁征;援引古代典籍、甚至包括《圣经》,凡50余处!不仅如此,作者还引用数例鲜为人知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加以佐证。于是,一尊有血有肉的天帝形象,一首可感可知的《南风》歌谣,一个益智明慧的全新命题,便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心旌摇动!有的章节,先生条分缕析,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如“温柔湿润的《南风》培育了潇湘文学的最初基因”一节,对“舜帝的《南风》不仅对潇湘文学有发韧之功,培育了潇湘文学的最初基因,而且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剖析。有的章节,虽皆引经据典,却予人以美的享受。如“娥皇女英的凄美故事演绎着世间至爱真情”中的几段文字:


娥皇、女英嫁与虞舜之后,二妃的沉鱼落雁之貌与贤慧宽厚的淑女情怀,使她俩在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和睦邻里方面,甚得赞誉。同时,其遇事机敏、思虑周备、落落大方的举止与恪守妇道的品性,很快成了舜的智囊专家、外交大使、形象代言人……她俩在与舜的长达70年人生旅途中,始终是相敬如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形影不离,给天下家庭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潇湘”更是舜与二妃生命续延的象征。舜葬九疑,而九疑乃是潇水之源,潇水自南向北奔突二三百余里,至零陵城北注入湘江,然后浩荡而下,直至洞庭君山,而君山正是二妃之墓所在,这水的相通,云的相伴,于是,潇湘也就成了舜与二妃相连相通的一条精神纽带。“舜葬潇水头,妃逝湘之尾;相隔虽千重,魂兮心相随。”舜与二妃的这种人世间的绵绵情愫,使“潇湘”一词赋有了无穷尽的情爱意蕴,后来“牛郎织女”的传说与秦观笔下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吟叹,莫不是二妃形象的另一种文学演绎?


 


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娥皇、女英二妃的凄美故事,中国文学便别开生面,从布道式的主流文学中分出一脉而专注于“关关雎鸠”式的二人情感世界的描摹,从而使文学之园中得以开出春兰夏荷、秋菊冬梅般的花朵。


 


谈湖湘文化离不开屈原。屈原不仅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他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对于屈原,先生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屈原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和影响》,同样是穷经究史,博引旁征,同样是感悟之语,知见之言。先生认为,屈原如一位旷世无双的剑客,将这灵动的文字变成一支横扫七国的劲旅,独自成就了楚国最为辉煌的霸业,从此,一个精神王国的神话有如日月照耀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天问》“可以说是《离骚》与《九歌》之间所崛起的另一座文学丰碑”,“ 不仅表现了屈原探索宇宙的科学精神,也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极大关怀”,“ 从而将文学引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之中,使文学从自然之声的描摹转而上升到对神秘自然的探问,以及与对社会、人生的考究,大大地拓宽了文学内涵与创作空间”……这些见解,精辟独到,发人深思。


《元结对潇湘文》一文,先生提出“潇湘文学的真正发展则始自元结”的命题,令人耳目为开。先生认为,正因为元结“骨子里拥有胡人的剽悍与豪放”,“文思想洁简古”,故尔能“传承着舜帝的仁政大义”,“湘的人文精神”。同时“对潇湘山水的游历与吟咏掘了湘文新意”。作者列举若干令人信服的实例予以论证,并对元次山部分诗文进行赏析,从而得出“之,元的道州之行吟,不仅让虞舜的《南化成甘露,滋痍的湘大地,而且也把引入到了唐宋文的中心,使此成文化的重要一脉”的结论,可谓言之凿凿。


先生解读《爱莲说》,视角立体多维,其识见悟觉予读者启发可能更多。他认为:


周敦颐的人生理想不是道家的隐逸与世俗的荣华,而是如这池中之“莲”一般做一个为人坦荡、净洁高雅、中正清廉的“君子”,去追求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高贵品质。


周敦颐的人品、文品之纯正,有如池中之“莲”——“洒落坦荡,光风霁月”。


 


因此,不难看出,周公的《爱莲说》承继了元结、柳宗元的散文基因,而且发扬光大,将佛学的“无常”、“无欲”、“无我”的要旨有机地融进到他的作品中,从而,让人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参悟出“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至上真谛。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潇湘文学几起几落,时续时断。元结、柳宗元是一波峰,周敦颐(10171073)以后,潇湘文学已少有人问津;断代七百余年后,永州人何绍基(17991873)在其著述《东洲草堂诗集》偶有提及,仅微波细浪而已;很快,潇湘文学又一次断流,直到当代。正因为如此,近二十年来活跃在潇湘文坛上的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民俗工作者、各类文艺工作者及其作品才更值得大书特书。杨金砖先生在《潇湘文学散论》中,就用了近60%的篇幅着力宣传评介这些作家作品,彰显他们对潇湘文学的抢救、挖掘、承继、创新之功。


近二十年来,潇湘学人和作家,究竟推出了多少专著、作品,恐怕没几个人能说得上来,但先生却了如指掌。作为潇湘文学的践行者和研究者,先生徜徉其间,咀其精华,啜其甘醴,情动而辞发,披文以入情,陆续写出了26篇鞭辟入里的评论。这些评论,就是对潇湘文学成果的一次检阅、宣传和弘扬。透过凝聚情感的文字,读者可感知先生宽广的视野、缜密的思维、睿智的评判、优雅的文风;读之赏心悦目,“使人执卷留连,若难遽别也”(李渔《闲情偶记》)


永州学人,文坛卓立;潇湘文学,满目琳琅。在先生的导引下,王建文、李长廷、廖奇才、王金梁、杨克祥、黄爱平、蒋三立、张泽槐……连同他们的作品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黄爱平的诗除了泥土的芳香与田园的异趣之外,其最大的特色是新奇而不怪诞,鲜活而不浮滑,深沉而不晦涩。于是,他的诗不仅具有可读性,而且还时常闪动着哲理般的灵光。


——《心灵的企盼》


廖(奇才)老的诗文,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情趣”二字。他寄兴山水,凭吊古迹,感悟历史,皆以情趣为重……通读廖老先生的诗文,其中洋溢的正是这种“动物、感人、摇荡性情”的气韵情感。


——《齿落颜灰尚爱诗》


《古今永州》可以说是张泽槐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再加上几度寒暑的梳理辨析,才铸就的一部传世力作……熔知识与趣味于一炉,集鉴赏与阅读于一体,因此,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了解永州的百科全书。


(《古今永州》)既可以给你以酒后谈资的雅兴,也可以添你休闲阅读的惬意,更让你对神奇永州进行膜拜。


——《一部不可多得的永州百科全书》


如是如斯,潇湘文学的馥郁、清香,已扑鼻而来,令人振奋不已。我于是想:品永州作家的诗文,固能感动你我;读金砖先生的评述,岂不同样口角溢香?


《潇湘文学散论》的第三部分是“在水一方”,由五篇长短不一的精美散文组成。先生的散文,重铺陈,多描摹,寓意奇巧,蕴情深沉。那日暮愚溪的潺潺流水,那道州平原上鬼仔井的神奇鬼俑,那祁阳浯溪的摩崖石刻,那零陵潇湘庙的历史年轮……无一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倘置身其中,把玩品味,定会与先生共鸣!


……


品评《潇湘文学散论》,谈何容易?拉拉杂杂,挂一漏万;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权作读后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