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入而为出 出入自由

書評


 


入而为出 出入自由


——刘春文《微格作文解码》荐读


湖南吴同和


 


“作文难”是一个世纪难题,是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所遇到的共同难题;小学生如此,中学生如此,大学生、甚至语文教师也如此。小学生虽如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应该无所畏惧;奇怪的是,他们却“先天”的怕作文。叶圣陶《作文论》有个统计:“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就兴趣而言,约70﹪处中间状态,15﹪左右一听到作文便害怕,15﹪左右兴趣较大。”高中生也是如此,1984年,全国高考作文便瞄准了中学师生“作文难”心理命题。大学生呢?多数人喜欢上写作课,但约有50﹪害怕写文章。有的老师,甚至是高三语文把关教师,课堂上,指导学生作文,讲得头头是道,而自己却无法垂范;尤为可悲的是,评职称,交论文,竟然请人捉刀!


师生对写作心存恐惧,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把写作当作基本能力去认识和训练,一是缺乏适当方法。


《吕氏春秋·察今》曰:“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庖丁解牛,令人叹为观止。而“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究其“法”,盖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天体力学家拉普拉斯有一句名言:“认识一位巨人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其本身更少用处。”


但是,所有的“法”,都只能用以借鉴、参考,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决不可生搬硬套,全盘照抄。须知:“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否则,生吞活剥,邯郸学步,则将遭到“法”的无情嘲弄。


上世纪80年代末,湖南新邵杨初春“快速作文法”曾风靡一时,被广大师生誉之为“开启写作之门的金钥匙”。他的研究,站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经“快速作文法”训练,绝大多数学生能在40分钟写出800字左右的好文章。此后,“快速作文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求被写入《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在全国30个省市推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实验班达85000多个。经实验,效果十分显著。时至今日,此法仍受师生欢迎。


以韩寒、郭敬明等为领军人物的“新概念作文”,肇始于1997年末,其声势之烈,不可阻挡。因为它强调创造性、真实性,解放了学生思想,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因而迅速为广大师生认可。但有人提出:“新概念作文”的内涵外延,难以界定;不久以后,参加实验的师生逐渐减少。


《察今》说得好:“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老师们为寻“良剑”,觅“良马”,探求作文“解码”之法,殚精竭虑,累月经年。众多研究中,浙江绍兴市越城区初中语文教研员刘春文老师《微格作文解码》,引人瞩目。实践证明:她所创设的“入格出格”之法,成功地将读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易学好用,可提高学生读写能力。


一.《微格作文解码》符合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


任何一种门类技艺的学习、熟悉和熟练,必然地要经由“无格——入格——出格”之路,最后方可臻得心应手、出入自如的“无格”之境。


有一个关于辩证法的小故事,很有哲理。上世纪70年代,部队训练战士武装泅渡,一个叫陈导迪的战士不习水性,一下水便往下沉,战友们谐音戏称他“沉到底”。小伙子真不简单,下决心苦练水上功夫,终于能浮起来了,能负重游泳了,并在某部队武装泅渡比赛中夺冠。掌握了水上自由后,他却要练习“沉到底”;不久之后,居然能沉到水下近10分钟!战友们又笑他:“你老爸有眼光,早就知道你能‘沉到底’啊!”


以“沉到底”为喻,解读《微格作文解码》,不难发现:刘春文“无格——入格——升格——出格”的训练,与陈导迪“始畏而沉,继习而浮,后游而潜”的历练,有相似之处:


作文教学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一个有层次的训练,使学生的作文通过“微”训练,写得有“格”,力求在“无格”中“入格”,在“入格”中“升格”,最终达到游刃有余,自由“出格”。到了“出格”这个阶段,学生的作文也基本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了。


                                         ——《微格作文解码》15


从认识论及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等角度考量,老师主张低年级学生重“入格”,符合此年龄段学生思维的“求同性”,学生极易被导引“入格”上路。而要求高年级学生“出格”,是因为此年龄段学生思维渐趋复杂多向,他们善于独立思考,热衷立异标新;因此,导引得法,使其作文“出格”,事半功倍。


所以,实施“无格——入格——升格——出格”之法,须循序渐进:


从“无格”的随性作文,到“入格”的规范训练,再到“升格”的多维评价,最后到“出格”的自成一体,这是微格作文的四个境界,也是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


                                      ——《微格作文解码》封面提要


具体而言:


1.作文之初贵“无格”。教师不用讲解过多的写作技巧和套路,只须放手让学生随性作文,发表自己的“原初感悟”,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然后以学生习作为例,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这就叫“先写后教,回归写作的本源”。


2.经典引路渐“入格”。课文都是经典之作,均有其独特的写作技巧。教师可利用这些典例,发动学生“单篇归纳,随堂仿写”,“单元引领,技法分解”,进而将“格”细化、量化,形成“微格”,让学生“仿格”练习。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提高写作能力的通达之道。


3.多维评改求“升格”。《微格作文解码》所提到的“三级”评改,是训练学生实现“三维目标”的必经之路,也是“升格”的必要步骤。文章“入格”后,须经“自评反馈”——“互评交流”——“师生共评”的流程,方可“升格”。


4.水到渠成喜“出格”。“入”是为了“出”,“出格”是终极目标,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升华。老师指导学生作文的出入之法是:首先加强文体结构“入格”,进行“非常规”文体的“出格”训练;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则提出较高要求,使他们能超越常规文体结构的套路,自行写作。其次是重视方法创新,进行作文立意的“出格”训练,或“借助想象,重构文本”,或“求异思维,另表观点”,或“整合思维,同题重写”。第三,要求学生“语言出新,结构创新”,以反映多彩的现实生活。如此全方位多角度反复训练一个学段,部分学生可望跳出窠臼,自由“出格”。


二.《微格作文解码》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好教材


仅仅把《微格作文解码》看成一本理论著作,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有着更多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文教学指导书。作者刘春文本人就是一个教学能手,第六届“语通杯”全国中学语文“十佳教改新星”。她一直没有离开教学前沿,曾多次在省市县各级成功演示观摩课。所以说,《微格作文解码》是老师身体力行多年的心血之作。


她从”微格“入门,望闻问切,对症下药,步步落在实处,予“患者”和非“患者”以良药金方,使之”身强体健“,“疾病”全消。本书之“前言”,列举了课题探究的两个主要着眼点和实施微格训练的四个相关方略,思维清晰,主题鲜明,令人耳目一新。“思维篇”等六大研修专题,均先以典型引路,继而全方位阐析,再通过师生互动、网络评改等环节演示、探究……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用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微格作文解码》运用了“网络讨论”和“网络评改”等远程手段,使更多的老师,即使不在课堂现场,也可以通过网络而受益。在这个意义上,《微格作文解码》不仅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好教材,也是远程教育研修的好教材。


《微格作文解码》“实践篇”的三个栏目,真实地记录了老师自我探索,形成微格作文体系的跋涉足迹,予读者更多的思考和启迪。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微格作文解码》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刘老师而言,恰如雪泥鸿爪;不是目标,更不是终点,只是她教育生涯留下的一处印迹。


期待刘春文老师有更多更好的语文教学科研成果呈现杏坛!






 

【原创】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


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


——评《关心下一代书系》


◎湖南 吴同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这“为本”的“教育”,一方面应该从儿童抓起,甚至应该从幼儿抓起;另一方面,应该提高人们的认识,将关心下一代这一浩大工程全民化,动员全社会各部门通力合作,积极采取措施,营造关心下一代的社会氛围


“下一代”的现状令人担忧有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当今部分青少年有五大缺失:快乐缺失学习动力缺失精神文化缺失亲情沟通缺失成就感缺失。由于缺失,他们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习观,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没有孝悌观念……极少数青少年甚至参与犯罪活动,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发生。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1724—1804)有一句名言:“世上最奇妙的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当今部分青少年之所以有缺失,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倾斜、易位,甚至倒塌;作为教育工作者,当务之急是,关心下一代,帮助他们扶正天平,在心中竖起道德准则这面大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2011年12月12日批示:“希望关工委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五老’作用,不断创新工作形式,丰富工作内容,着力加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推动解决青少年成长中的实际问题,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请教育部、文化部、妇儿工委继续支持关工委的工作,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关心下一代”,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是一门科学,也是一个世纪课题。为“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既要全社会参加,也要教育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解剖麻雀,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指示到“五老”讲座,都关注并研究这一全民性课题,都努力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总结经验,提供样板,进而上升到理论探索的层面。


曾武清先生一直关心下一代,倾情倾力,做了许多实际工作。2009年他挂帅领衔,约请当地部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五老”,组建成强大的写作班子,精心策划,通力合作,于2011年9月出版了《关心下一代书系》。发行以来,反响强烈。


该书系具备三大优势:


完备性:《关心下一代书系》图书共五本,有让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励志经典》,有让青少年学会做人、做事的《感恩故事》,有把孩子培养成财富的《家教艺术》,有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德行天下》,还有为“五老”工作提供借鉴的《工作手册》。这五本书,面向各个不同需求的读者群,学生可读,家长可用,社会工作者可学习,领导干部也可参考。其内容涉及到“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方方面面,系统完备,洋洋大观:政策法规明确,道德行为规范,事例确凿,故事感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可读性:看书名,读者可能误以为该书无非是政策法规、道德行为,通篇论证,满纸道理之类的空洞说教;读完之后,只能留下“似乎懂了,又好像不甚明白”的印象,因而不愿卒读。而实际上,这五本书,除《工作手册》、《德行天下》部分章节为阐述性文字外,其余各章节,不乏现实生活中鲜活事例、流传千古的故事、教育孩子成长的艺术和授人以渔的方法技巧……全书行文流畅,清新活泼,娓娓道来,似与读者谈心、交流,极其平易可亲。无论是大道理,还是小故事,都能予读者以启迪。


教育性:寓教于乐,说到底,目的还是为了“教”。这五本书的编著者,在“教”字上很下了一番功夫,凸现了“教育性”特点。《德行天下》、《工作手册》自不必说,《励志经典》和《感恩故事》等,每一个故事后面设置的“感恩课堂”,是将“教”与“乐”有机统一的范例。


如《励志经典·聋人舞蹈家邰丽华的励志人生》(93-95页),故事讲完,“感恩课堂”有一段话:


人生有圆,有缺,有满,有空,这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但是你可以去选择人生的角度。邰丽华用心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她有着一颗坚强、火热的心,她用行动告诉人们,她和正常人一样。


这一段评述,将特殊个例抽象化,具有普遍教育意义。人生满空圆缺,司空见惯;励志多寡有无,因人而异。看了邰丽华感人故事,思考编者睿智之语,读者定会有所感悟。


又如《感恩故事·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31-32页),叙述之后,“感恩课堂”这样提醒读者:


父母千辛万苦养育了我们,当我们有了收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要给父母”。这是孝心!是礼仪!是道德!是传统!


这一点评,画龙点睛,概括主题,可引发读者深思;四个感叹号连用,目的是“让青少年学会做人做事”!


……


《关心下一代书系》出版了,可喜可贺。2012年1月29日,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同志的亲笔题词,彰显了此书系的价值:


这套丛书很好,是实践的积累,经验的总结,传播开来,必然带来很好的效果。


《关心下一代书系》,堪为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


 

【原创】寻根溯源论虞舜

书评


 


寻根溯源论虞舜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悟读


永州市历史文化研究学会 吴同和


 


【摘  要】“寻根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重合统一”, 是祝融形象的“人神同体”;而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亦即“根”,是“舜文化”。如此,舜文化根源性地位便得以确立,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之说亦可得以诠释,“寻根文学”作品的种种虚拟,种种离奇,都不荒诞怪异。


首倡“诚”、“孝”、“忠”、“仁”、“和”者,虞舜也;初绘“和谐境界”之愿景者,亦虞舜也。于此,“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之根源交通,传承推演,相依相伴、互补双赢之进程,可知矣!


【关键词】舜文化;源与流;寻根文学;和谐境界


 


舜文化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之一,为孔孟等儒家接受光大之后,便结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几千年来,教化并规范着炎黄子孙的道德思想行为。近年来,舜文化研究已成热门课题,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亦引人瞩目。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联合出版的《虞舜大典·古文献卷》(220万字)和即将面世的《虞舜大典·现代文献卷》(约360余万字),填补了舜文化研究的空白;20113月,由陈仲庚、蔡建军先生主编的《舜文化研究文丛》(10本),展示了永州市舜文化研究队伍的雄厚实力,几位学者的理性思考、理论探究,极富学术价值,是读者认识、研究舜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理性视角:寻根溯源论虞舜。基于此,无论是论及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哲学历史,甚而文学创作、神话传说,无论是研究古代或现当代著述,都一律聚焦舜文化,其命题之新颖,义理之明确,考据之精当,辞章之畅达,均颇见功力,可予读者以全新的感知和深沉的思考。


 


(一)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是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陈仲庚教授的力作。先生从考证楚文化源流入手,多角度多层面阐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史,将学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独特感悟结合起来,引经据典,博采众长,常有惊人见解和睿智之语;通过对当代颇有影响的几部小说的解读,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特质和传承轨迹,提出“寻根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深化,它将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全新命题,赋予“寻根文学”更丰富的内涵;最后将焦点定格于舜文化的主流特性,昭示了“‘诚’以修身、‘孝’以齐家、‘忠’以治国、‘仁’以平天下、‘和’以育万物的核心价值观”。


楚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合一人神”是也。陈仲庚先生考证,火神祝融在楚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


原始先民本就尊火官为神圣,而楚人又尊之为先祖,这就使得祝融在楚人的眼中有了双重的光环和加倍的分量,其地位的崇高也就可想而知了。也正是在祝融光辉的照耀下,楚人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心态,并进而形成了了楚文化特有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也就是火神精神。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39


火的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的特性,反映在认识论上,就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反映在方法论上,便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40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楚文化之运用简单的类比推理或类比联想,推己及物或推此及彼,发散性地将有内在联系和无内在联系的事物均纳入自己的思考范围”的思维模式及其颇有些怪诞的“野性思维”,不但影响和成就了诸如屈原、庄周等作家,催发了《离骚》、《楚辞》、《诗经》、《庄子》等经典作品相继问世,而且影响和成就了诸如韩少功、陈忠实、莫言等一大批当代作家。在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寻根”,可以找到楚文化的特质属性。


例如,韩少功的作品人物形象,多集“正常与怪诞”于一身,这便是楚文化传统的思维模式的再现。丙崽身上统一着人性的两极(《爸爸爸》),勤保日夜判若两人,两极同体(《老梦》);黄治先的记忆是丧失了还是存留着,谁也说不清楚,因而其言行荒诞不经(《归去来》);而“我”的思维记忆更是大异于常人(《昨日再会》)……这就形象地演绎了“我是谁”、“梦非梦”的二律背反……以上实例都是“人性的整体综合”。正如先生所言:“正常与非正常本身也不一定是泾渭分明的,二者常常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是混沌一团。”倘以之考量韩少功的创作实践,不难发现其典型意义:


完整的现实世界其实是极为丰富的,除了一个理性的正常世界之外,还有着更为多姿多彩的非理性的荒诞怪诞世界,作家的精神和创作只有在正常与非正常的两极世界中自由驰骋并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的创作更为丰富多彩,才能更完整的反映社会生活……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55


值得强调的是,韩少功的创作意图与屈原、庄周的思维模式极其相似。质言之,他从楚文化的“野性思维”中汲取了养分,坚守并承继了“舜文化根源性”思维模式,遂使其作品明显打上“寻根”的烙印。


陈忠实《白鹿原》曾轰动文坛。对于这部作品,褒贬不一,各执一端。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晓雷先生的判词颇有代表性:“我以为,这种翻鏊子(《白鹿原》中出现的人物其生命轨迹,与这种事件的繁复性如出一辙,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经历都如同在鏊子上烙烧饼一样,翻了无数遍)的笔法,翻出了《自鹿原》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长篇小说的高效应。阴阳交替,二律皆反,矛盾置换,对立统一,翻鏊子翻出了作品深邃的哲学底蕴……(人物命运)的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福兮祸倚,祸兮福随……那种命运感的不可预知,沉浮荣辱的绝难逆料,都是真实社会和真实人生令人惊悸的展示。”


陈仲庚先生的认识更有见地:“无疑,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也是为了寻根。”从而提炼出分立与分化的“白鹿精神”。而象征着仁学化身的精灵、“华夏文化模态的最早原形”——白鹿大驾光临后,一场“亲亲”废弃、“尊尊”风行的悲喜剧便次第上演,予人们以沉重的反思:


革命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仁学被肢解分化并推向两个极端的过程,辛亥革命首先肢解了亲亲和尊尊原则,使之成为平起平坐的二元并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亲亲原则彻底抛弃,成为唯革命独尊;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又演化成了唯我独尊的个人崇拜。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92


随之,先生将“白鹿精神”上升到理性层面:


我以为,《白鹿原》“秘”就“秘”在它揭示了儒家仁学的内涵在20世纪的不同遭际,它被肢解成两部分:一方面,“亲亲”原则被当成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完全抛弃;另一方面,由“尊尊”原则演化成的一元独尊思维模式却又被当成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备受推崇。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92


至此,读者或许会痛感“传统断裂”与“因袭重负”这一悖论,使国人陷入“二难”泥潭而不知所之的无情现实;但同时,读者却能感受到,楚文化的“二元对立”奇迹般和平共处、兼容并存于作品之中。


莫言是奇人,《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可视为作者在同一主体意识导引下编制的“三部曲”,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怪诞怪异均为“回归本心”。曾几何时,《丰乳肥臀》犹如一枚炸弹,刚面世便有了轰动效应;一时间,众说纷纭,毁誉参半。其创作,如《爸爸爸》、《白鹿原》般,同样切中了中国文化的根脉,令人震撼痉挛;而这种文化根脉优劣的多方位示现,虽然不免有些粗俗,甚至有些原始,但其“根源性”特质却因之暴露无遗。对此,陈仲庚先生有独特的审美视角。他认为,《丰乳肥臀》在读者面前所呈现的是“侠义的真原”。小说反映生活的真与假、美与丑、旧与新……一方面,极度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却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审美疲劳,甚至可能产生审美惊惧;但另一方面,当读者将审美视角转向“侠义的真原”时,却有了意外的愉悦:其“犯禁”行为之离谱,其“释放野性”之狂烈,是对野性的呼唤,是归璞返祖的本真,读者则因此充分享受到“行侠仗义”的快感和喜悦:


从生命狂欢来说,《丰乳肥臀》所描写的既不是“犯禁”,也不是“破禁”,而是“失禁”狂欢。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119


如再回到“楚文化”特质层面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以上几部“寻根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陈仲庚先生所归纳的“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重合统一”,那就是祝融形象的“人神同体”。而要追溯其渊源,探究其精髓,则无疑要到被称为“中华人文先祖”的舜帝那里寻找答案。或者说,“舜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亦即“根”之所在。如此,舜文化根源性地位便得以确立,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之说亦可得以诠释,“寻根文学”作品的种种虚拟,种种离奇,都将不再荒诞怪异。


——倘要寻求陈仲庚先生《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的意义,意义就在于此。


 


(二)


当下,对于“舜文化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之一”的命题,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但舜文化传统对于构建和谐境界,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学人们却未作深入研究。陈仲庚先生新作《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就此作了阐述:


舜文化的内涵就是“明德”,司马迁《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正是舜帝的德行和以德治国的政治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化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此后中国文化一直沿着“伦理政治”的主流路径走下去,几千年基本保持不变。


——《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3


     具体而言,舜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永久性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开创了“家和万事兴”的道德起点——孝道。


其二,开创了乐教传统,确立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模式。


其三,树立了天下为公的典范。


——《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46


质言之,以舜帝道德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充要条件。


陈仲庚先生在全书十四章中,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这一论题。为阐明“孝道”、“乐教”和“天下为公”的肇始、发展、演进,先生穷经典,考史实,辨真伪,正视听,条分缕析,言之凿凿。如论及“乐教”,先生分析了由“乐教”到“诗教”传统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文化特征和士人心态的影响,对于读者了解“乐教”的丰富内蕴及“和谐”的本原,意义重大。其中对《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之“解愠”、“阜财”的解读,十分精彩:


歌词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四个层次的民本思想:其一,一切以民众为中心,急民众之所急……其二,“吾”与“民”心心相通,平等相待的平民情怀……其三,既重视民众的精神需求——“解愠”,更重视民众物质财富的丰裕——“阜财”……其四,体现了以物质需求为基础的精神需求……


——《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18


由此可知,中国的“诗教”渊源,应为在文字产生之前以口耳相传的舜帝时代的“乐教”,而自孔子倡言推行之后,尤其是《诗经》为士人百姓接受后,才开始演进。因为“伦理道德的作用关涉到太平盛世,而道德教化又主要是通过‘诗教’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就使得历代的统治者不能不重视‘诗教’。”于是,“诗性思维”的认知模式开始为人们所运用,再“由诗性思维催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由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又衍生了一个诗化的世界”。


换言之,“诗性思维”已扩充到哲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放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这样的时空里,以“诗性思维”构建和谐境界,竟然是那样的顺理成章。


关于“忠义之道”,先生在本书第八章指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又决非儒学一家所能支撑的,所谓“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就表明是儒法兼用的。而就统治术而言,法家思想或许更起实际性作用。


有意味的是,尽管早期的儒家与法家互相攻讦,各不相让,但在政治与道德的结合问题上,却又殊途同归,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61


而这“一致”,便是推行“忠义之道”;士人们力行“忠义之道”,对于构建彼时彼地的“和谐境界”,作用不容小觑。虽然在他们身上,忠义往往不能两全。惟其如此,后人才得以看到一张张不同的“脸谱”,如屈原、孔明、岳飞等等;才得以渐悟“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的纲领性理论,忠义之道的生命力是相当顽强的,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再增加一些新时代所必需的新内容,它就能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在现代的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中再造辉煌。”


从第十章开始,先生分别从“诚以修身”、“孝以齐家”、“忠以治国”、“仁以平天下”及“和以育万物”等五个方面谈和谐,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和谐境界”的美好图景。应该说,这就是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大同世界”的愿景。令人震惊不已的是,这愿景,早在远古的道德始祖虞舜已经描绘并为之终生追寻。《史记》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事实证明,无论是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屈原“美人美政”,抑或杜甫“致君尧舜上”、康有为“大同书”,以至于孙中山“天下为公”……其理想均源自舜帝,这一结论毋庸置疑:


夫舜帝让位于大禹,授之以治国理家“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乃为求修身正心之“诚”也;虞舜舐目复明,孝感天下,天下遂崇“百善孝为先”之美德,此为倡“孝”也;曰“允执厥中”,实乃行中庸之道,为应民众之需,求心境平衡、社会平衡、生态平衡而用之,是为“忠”也;孟子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盖赞舜帝爱民之“仁”也;舜重“乐教”,唯“和”是求,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乃“和谐社会”之至高境界也!


故曰:首倡“诚”、“孝”、“忠”、“仁”、“和”者,虞舜也;初绘“和谐境界”之愿景者,亦虞舜也!


则“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之根源交通,传承推演,相依相伴、互补双赢之进程,由是可知矣!


 


(三)


举世闻名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有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和《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著作,可是,读者静心披读,却能从中获得了“明智”、“聪慧”、“精密”、“深刻”、“高尚”等多重养分。这是因为:


其一,陈仲庚先生学品高尚,知识渊博。他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经过自己艰苦的、有充分根据的研究,实事求是地发表了真知灼见,可予读者以多维的思考。有个粗略的统计,两本书所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达两百余人次(条),引用的古今典籍格言名句,更是不计其数。于此可知,先生著书立说,凡经史子集、文理百科,只要用得上,都已一一查阅、落实。这是一个怎样浩大的工程啊!


从另一个层面分析,陈仲庚先生所做的课题并无任何现成资料供其参考,也就是说,此前无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因此,做这样的研究,虽无宿见,也不会因循旧说,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绝非易事;而要形成一个思想体系,长远地影响和导引后学做进一步研究,则更是困难艰辛。这需要一种甘于吃苦、耐得寂寞的精神。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学术品质,而陈仲庚先生就有这种品质。所以,他的著述能经受时空检验,所以,静心披读这两本书所获得的享受,已远远超出了著作本身。


其二,视角独到,命题新颖。无论是探究“寻根文学”的内涵,还是研讨“和谐境界”的模态,都与舜文化勾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生着力发掘其本原性的文化根脉,使读者心目为开。如前所述,《白鹿原》等作品之怪诞,实际上就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重合统一”,就是祝融形象的“人神同体”。而要追溯其渊源,探究其精髓,则无疑要到被称为“中华人文先祖”的舜帝那里寻找答案。至于“和谐境界”理想蓝图的构想和追索,同样可以到《南风歌》及有关舜帝的传奇故事中揣摩出原始图式。经先生诠释,许多看似并不相关的人与事,竟然与虞舜文化一脉相承!因而,先生的研究很有学术价值。


其三,《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和《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都是纯学术著述。陈仲庚先生“十年磨一剑”,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发表创见,提炼论点,搜集论据,这毫不奇怪;但由于其著述涉及到文学作品的鉴赏,涉及到美学范畴的探究,因而在《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和《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的论述中,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形象思维。所以,披阅这两本书,理性感悟而外,还可获得审美愉悦——这是一般的学术著作所不具备的。


还是用培根的名言:“读书足以怡情, 足以傅彩, 足以长才。”读《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和《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确实有这个效果。


 


                                 (本文将为某高校学报刊用)


 


 


【参考文献】


1〕陈仲庚.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2〕陈仲庚.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M.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转帖】中学语文应该怎么教?

中学语文应该怎么教?


——读吴同和先生《愚悟集》


杜方智


 


中学语文教学的最大特点,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是近年来有识之士的共识。但二者究竟如何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统一境界?也就是中学语文应该如何去教?仍然值得人们去探讨,去实践。吴同和先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四十余年,进行了深入的教学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最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愚悟集》,这是他辛勤探索交出的一份完美答案,是他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愚悟集》大多是千字短文,没有宏观的长篇大论,但却言简意赅,有的放矢,切中实际。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学语文应该怎么去教。


第一,深入发掘教材。吴同和先生认为:要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感受、欣赏、理解和掌握课文中人文性、工具性内容,关键在于具备教材发掘、领悟教材的能力。《愚悟集》共收有的14篇“教材研究”的文章,表现出吴同和先生深厚的功底。有的抓住要点,寥寥几笔,深入揭示不出教材人文性、工具性内涵;有的进行比较,短短几句,准确地区分出各自人文性、工具性特点;有的是客观性的审察,有的是主观性的评论;有的是基础知识的阐发,有的是基本能力的训练。其中《谈〈作家要锤炼语言〉之语言锤炼》是针对唐弢先生的。唐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专家、杰出的现当代散文作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模仿鲁迅笔法撰写杂文,几乎到了似假乱真的地步,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美谈。吴同和先生却敢对 “大手笔”的文章“评头品足”,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展现出可贵的学术勇气和学术品格。


第二,重视教学方法。吴同和先生特别重视教学方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他重视“主攻手”(比喻学生)的价值,但绝不忽视“二传手”(比喻教师)的作用;他认为,“主攻手”与“二传手”只能“互衬”,绝不能“取代”。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他重视每篇教材的教学设计。在《〈甲申三百年祭〉教法一探》里,他把人文性与工具性紧密结合起来,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配合成为序列,仅用一课时便完成了这篇难度较大的课文。整个教学设计安排合理,重点突出,环环紧扣,节奏鲜明。他重视教师讲课的“导入”,说它“似京剧中的开场锣鼓,首先得吸引观众,使之进入情境”。他重视教师讲课的“高潮”,希望教师“在适当的时候,让学生处于极其亢奋的情境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异常活跃,情绪特别激动,从而突破重点难点,完成教学任务”。此外,他还重视教学手段的改革,尽量把先进教学手段引进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学生的智力能力,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第三,重视高考试题的研究。我们常说,高考试题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吴同和先生认同这一说法,他肯定“指挥棒”对教师的“教”对学生的“学”具有极大的指挥作用。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无权干预高考试题,但他却真诚的希望“指挥棒”真正能指出方向,指出效果。他赞扬那些好的高考语文试题,认为这些命题“能检测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故死记硬背者无法获取高分,有效地避免了高分低能的状况,有利于为高校选拨人才”。他反对命题脱离教材,反对试题过偏、过易、过难,反对死记硬背,反对文字游戏。他主张试题要能反映出人文性的内容,要能检侧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要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显然,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


第四,加强语文教师的自身修养。吴同和先生结合自身成长的经历,提出了“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的标准。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水平,必须具有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必须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热爱本职工作。语文教学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传承着、同时也发展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语文课程与学生精神生活息息相关,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处理教材、设计教学,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才能帮助学生学好语文基础知识,练好语文基本功。吴同和先生曾这样评价自己:“经商”潮下能立足本职,不为所动,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培养下一代呕心沥血。1988年偶染顽疾,虽四十多天不能平卧,但未缺学生一节课;能坚持教书育人,关心学生,讲究师德,严于分律已,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


《愚悟集》是吴同和先生在教学实践中长期积累的“渐悟”,在教学实践中灵感闪动的“顿悟”;“悟”前而有“愚”,是“大智若愚”。也如有的论者所说,作者长期工作,生活在 “愚溪”岸边,这是“愚溪之悟”的“愚”。表面的“愚”,实际上处处凝聚着经验之谈,处处闪着智慧之光。


《愚悟集》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本文刊于《中国文学》20086期,作者是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原零陵师专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转帖】语文教师的理性业志

语文教师的理性业志


——读同和兄的《愚悟集》


王田葵


 


 


同和兄的大作《愚悟集》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对于中学语文教学或对于师范院校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笔者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门外汉,落笔恐多鄙拙之见,惶惶然不敢妄加评论。好在同和兄多次与吾讨论语文之宏观,借此机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就语文的宏观问题,麻着胆子胡说八道一番了。


同和兄比我小几岁,属地道的同时代人。共同的遭遇,共同的人生感受和共同的学业旨趣,使我们于1980年第一次面晤之后,便成了挚友。


那时他是江永一中语文教学的挑大梁者,我是零陵师专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当时从龙震球先生处得知,同和家父吴荫寿先生系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高才生,因偶然的机运屈居于零陵一中执教。这位饱学之士对同和兄的潜移默化是不言自明的。以如此笃实的家学渊源和如此广博的学术造诣,调来我校执教是顺理成章之事。无奈,我当时人微言轻,调入同和兄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无论是对于师专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一个损失,今天想起来仍然懊悔有自!


在中学语文教学园地默默耕耘了一生的同和兄,是一位悟性与勤奋双馨的语文教师。这部厚重的《愚悟集》的篇篇文章,都是他一生教学之中的内心真实感受。独到、清新、不乏睿智的文笔,为读者提供了珍贵的心灵实录。论及语文教学,则思欲条分缕析,广被前闻;谈古诗赏析,则美欲咀华含英,开启后学;痛贬时弊,感恳诚而遂显,以超拔浮华之俗世;启悟人生,历往古而能化,文抱风云之阔……语文教学的极致,其实乃心灵之“教”与思想之“教”也!试想,一位语文教师仅仅会教学生如何适应高考,如何应对命题作文,能算一位有思想的语文教师吗?


与此相反,一个语文教师,将一生的语文教学理性业志,同自己的人生感悟、思想追求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烦忧不能超脱?还有什么沉迷不能了悟呢?从语文教学的理念到语文文心之体悟,同和兄一生竟日不辍,心无旁骛,几乎构成了他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全部。而在这一切追求中,最重要的是对语文教育理念的追求。


上世纪以来,关于语文教育理念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语文教育是工具性教育。九十年代末,《读书》杂志刊登了葛兆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是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语文考题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先生认为,所谓工具性,就是按预设和规定的“人才标准”,学生在其许可的知识范围内无限复述、重复,他们的日后的学术被切割得整齐而无新鲜的见解。由此可见,这里的工具性包含双重内容,一是把语文教育的功能理解为给人们提供一个学习、生活的工具;二是在“文以载道”的口号下通过语文教育把受教育者训练成某一政治权力的工具。这正是令人们产生疑问的地方。语文课的工具性是不是这门学科的质的规定性?换言之,语文教育难道仅仅是工具问题吗?我们必须作出适当的选择。


笔者认为,语文既是工具性的学科,又是熔铸人文精神的课程。前者着眼于学生语文文字训练,带动学生如何读,如何说,如何写;后者帮助学生从人本出发,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的文化是怎样的,人为什么需要信仰,需要美等等,一句语,语文课是帮助学生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的课程,实现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课程。


我国几千年的教育基本上是教人学会做奴才的教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孔子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创始人,但孔子并不主张把人训练成奴才。孔子生活在没有正义之法、“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状态中,他要为世人立法,使人民和国家生活重归良好的秩序,但孔子不是“天子”,他在“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时代“作春秋”,就成了哲学圣贤——素王。孔子曾设立“言语”一科的教学,教材以《诗》为主。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作为素王的孔子设立“言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事君”,这里的“君”,是孔子心目中的先王。汉之后的儒者,则有意借孔子之言,强调在“礼制”的框架内做君(皇帝)的温顺奴才。孔子有他高明的地方,他的“言语”教育,不仅仅是解决“道”的问题,也有知与美的教育问题。可见,孔子时代的“言语”教学,已是近代语文教学的滥觞。


然而,自汉以后,“言语”教育便演变为封建道德教育,科举制将这种教育彻底变成了皇权培养恭顺奴才的教育。虽然这样,中国语文经过了几千年的递嬗演进,尤其在语言文字训练和“诗教”方面创造了比较完备的内容和形式,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二十世纪以来,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突破,取得过满意的成绩。可惜,这样的时期太短暂了。正是这种工具性的过分强化,使语文教育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语文教育走的路子越来越窄,方法越来越陈旧呆板,学生读了几百篇文章,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读不懂一首好诗,更写不出发露心声的文章,欣赏不了美文,学生呕心沥血死记硬背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在应付了高考之后已丢得无踪无影!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支配下,“人民教师”要么陷入尴尬,要么对学生的质疑和不满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和对策。


奴性就是唯一性。在工具性的过分强化下,套用福柯的术语就是:话语拥有了权力,就成了权力的话语。语文的人文追求被消除,从教参的法律化到教师的讲解,再到标准试题答案的统一化等等,于是,美文被图解为意识形态,这就有了《项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有了曹禺笔下的周朴园性格解释成为单一的、自私的和虚伪的;有了把鲁迅作品当阶级斗争之“枪”来任意舞弄,而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悉心遮蔽;有了对设计虚伪“套子”的杨朔散文的肉麻歌颂……


行文至此,不禁记起“五四”时期四川吴虞所撰《明李卓吾别传》中的一声喟然长叹:“呜呼!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这是对李贽悲剧性结局最恰当的评论,也是对奴性的最坚挺的拒绝。


“开放的多元主义是自由的源泉,自由主义不同于,或者说优越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之处在于其开放性与宽容性,而这两种特性又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当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到专制与无政府主义双重奸污之后,今天,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名称‘自由’作语文学的正名,而且,这种正名必须自语文学科自己做起。自由主义的道德源泉来自它对价值多元的认可,自由主义政治原理的现实基础则是多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以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为前提的。这种分离来自对社会生活中多种价值观的尊重,来自对个人自由与自治权的承认,即每个人只要其行动不妨碍他人的同等自由与权利,便都有权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和参与公共事务。”(刘军宁:《自由与多元之间》[J],二十一世纪,38期,P.110


开放性就是多元性。同和兄对语文教学中的概念化、简单化,使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游离于语文学科特点的现象深感忧虑,如在过分强调“大语文”的情况下,提出处理好语文学科特点与“大语文”的辩证关系的主张;在一味关注于语文的图解意识的风气下,主张用诗美来滋润人心等等,都说明吴同和先生拥有可贵的语文教学的多元开放性理念。


 


(本文刊于《当代教育论坛》200711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湖南省舜文化著名学者)


 

【转帖】大智若愚 大美难言


大智若愚 大美难言


——吴同和及其《愚悟集》印象记


 


王涘海


  要:《愚悟集》一书可谓是大美难言,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其中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研究类、诗文赏析类、文艺创作类。凡百余篇,数量虽多,但没有滥竽充数,几乎篇篇精品。同时,《愚悟集》文体繁富,题材多样,内容广博,显示了作者丰厚之学识、敏锐之思维。


关键词:吴同和;愚悟集;大智若愚;大美难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801-0245-01


 



 


屈指数来,我跟吴老认识已有七个年头。那时他刚从永州七中退休来中文系兼课,师生中反响甚好。我慕名去观摩,一堂课下来我便被他的学识折服。这以后我经常向他请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来二往,我们竟混得相当熟,他也常顽童似的同我嬉笑怒骂,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之交。虽是忘年交,但在我心目中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良师,是值得我仔细研读的一本大书。因为无论做人还是治学,我与之都相去甚远,我只能想象他的高度。每次跟他交流,我都有醍醐灌顶之感,收益多多。现在,他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成《愚悟集》,交付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当然不会放过好好学习的机会,更要好好拜读了。[1]         


在笔者看来,《愚悟集》(作家出版社,20065月第1版)一书可谓是大美难言。我的这篇小小评论文章是难言其美的,我只是谈谈自己的肤浅感受,只能传达一下自己的阅读心得。《愚悟集》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研究类、诗词赏析类、文艺创作类。凡百余篇,数量虽多,但没有滥竽充数,几乎篇篇精品,值得仔细研读。同时,《愚悟集》文体繁富,题材多样,内容广博,亦显示了他丰厚之学识、敏锐之思维,行文中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


教学乃教师的第一要务,对中学老师更是如此。吴老从教四十余年,一直处在教学一线。数十年教学经验的积累,数十年如一日地对教学的痴迷投入,换来了一篇篇高水平的教学研究文章,也使他跻身于永州市为数极少的语文特级教师行列。他的教学研究类文章可以说与他特级教师的身份相符,见解独特,屡有创新,指导性强,几乎篇篇充溢着真知灼见。谈高考命题,他分析透彻、通俗易懂、点评到位,善于举一反三,让人读后如得仙桃,茅塞顿开。谈教学、教材改革,切中肯綮,言之凿凿,启发性强。谈教学管理,不夸夸其谈,操作性强,很有理论与实践价值。这些文章,很多在当年发表时就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他也因频繁地被请上为年轻语老师传经送宝的讲堂。从教以来,他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教辅读物30余种,曾多次在《中学生阅读》、《读写月报》等刊物开辟高考命题专栏。因此,在永州市的语文界,很少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也因为此,很多年轻老师拜在他的门下,在他的无私指导下,如今大多数成为了各学校的教学骨干。他的事迹相继被《湖南日报》、《零陵学院学报》、《衡阳师院报》、《永州日报》、《永州通讯》、《语文周报》等十余家报刊杂志介绍,并被载入《中等名师大典》、《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大型辞书之中,永州电视台也曾对他多次作过专题报道,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对于永州地方文化研究,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前专注于教学,无暇系统地对地方文化进行研究。退休之后,他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他的高见。短短几年时间,他写了四五十篇研究文章。他的地方文化研究以柳宗元研究为主,辅之以其他与永州相关的历史名人的研究。他研究地方文化往往从柳宗元等历史名人的诗文入手,通过对他们诗文的重新解读来达到弘扬永州地方文化的目的。《愚悟集》收录的赏析类文章除了地方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古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诗人诗作的赏析。《愚悟集》一书中,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赏析文章。他写得很灵动,既准确把握了作者思想之精髓,对作者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古代诗文的意蕴之美。他的再创造,往往把我们引向了美妙之所在,有很多诗文,虽然其他的学者也分析过,但读他的赏析,感觉别致,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他的赏析文章思路开阔、很善于结合诗人的经历和古今时势加以发挥,读完他的赏析觉得世界豁然开朗。《含蓄委婉  百读不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赏读》一文,由柳宗元的被贬想到屈原,又联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浩劫所造成的人心隔离,最后发出感慨,希望咫尺天涯的政治悲剧在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再也不要重演,使诗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茅屋破漏堪忧虑百姓饥寒更牵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一文,作者结合了诗人杜甫的经历来解读,同时穿插了现当代的某位名家对杜甫诗的看法。特别是在分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一主旨句时,在前文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吴老又引经据典对该名家的批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捍卫了原作的精神。吴老的行文很美,文章精巧而意蕴丰厚、语言婀娜多姿富有美感,富有色彩与音律感的语句被作者玩转得挥洒自如,甚至有些文章的标题都能给人以美的震撼,如《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读他的赏析往往陶醉其中,被其美感化,“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读者已经分不清是诗歌本身之美还是他的解读之美了,他的解读已成了诗歌之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一名女子的话,那么他的赏析之美简直可以用“秀若桃花、艳比西子”来形容了。吴老的赏析文章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也是永州地方文化研究一个不小的贡献。吴老目前是永州地方文化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的一个学者,虽出生江苏泰州,但在弘扬永州地方文化上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毅然义务承担了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会刊《柳宗元研究》杂志的大部分编辑工作,编发了大量的优秀文章。去年我主编《柳宗元研究:1980-2005》一书,请其校对,字词标点,他都改得相当细致,治学之严谨、敬业之精神,不得不令我叹服。


他的文艺创作类文章同样给人印象深刻。风格多样,有诗歌、对联,有随笔小品,有文艺杂评。他的诗歌对联,平仄工整、用词精妙、意境高远;他的随笔小品,写得闲适旷达、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如《露天小电影  稀世奇乐章》,看露天电影是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村出身的)生命中都曾经历过的难以忘怀的乐事。作者对露天电影的记忆也牵动了大家的思绪,透过作者的描写,时光倒流、光阴逆转,大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又重新感受了现在社会难得的“温情快意”与“笑语欢颜”,即使没有经历过的,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也仿佛感同身受,被作品中的温情与纯朴深深感染,期待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文艺杂评,批评鞭辟入里,行文调皮流畅,读后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省。如《“通俗唱法”指南》一文,说是“指南”,实际上是“指瑕”。他娴熟地运用反讽的手法分析了当时通俗唱法丑态种种,既幽默地、惟妙惟肖地再现了所谓的歌星的“光辉”形象,又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时娱乐界的粗俗浅薄之。他的文艺创作类作品大都如行云流水,流畅精炼而深刻,显示了他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看他教学研究类、诗文赏析类文章以为他是个不通人情世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老学究,而文艺创作类作品为《愚悟集》一书,增色不少,让我们看到了另类的老师。


吴老总是特别谦虚,常自诩为愚。从《愚悟集》的书名可窥其做人的低姿态,而其行文中亦屡见“一生平庸”、“智商不高”、“能力不强”、“道行低浅”、“悟性不高”等自谦之词。其实他并不真愚,如果说愚的话,也是大彻大悟之愚,是智者之愚。仔细翻看其专著,发现他特别推崇老庄、柳宗元,他们对吴老的影响颇为深入。老子庄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为而治,似乎消极,其实不然。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乃是宣扬不争之德。老子提出为而不争,是因为不争,故无尤,是因为他深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皆知善之为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的道理。庄子发扬了老子的思想,亦主张无用之用。他的无为思想,也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不为、有所为,无为乃是为大为。在他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因此进入了“逍遥游”的至乐至美的境界。柳宗元也是对“愚”情有独钟,曰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柳宗元贬永十年,醉心于山水,懵懵懂懂、不问世事。他曾特意在愚溪边营造了“愚池”、“愚沟”、“愚泉”、“愚亭”等八个以“愚”字命名的景点,还作《八愚诗》以示纪念。对于柳宗元之“愚”,不能妄下断言说他能力低下,反而应看作这是他对自我价值、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是他对正义、对是非、对原则的坚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精神和文化家园的孤独守望。他表面上是出世,其实际是抵达入世。总之,老庄、柳子之,并非真愚,而是大辩若讷、大道若愚,知其智、守其愚,是得道之善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不愿炫耀而彰显的人格魅力,同时也是一种高超的思想境界,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智慧,一种成就自我的处世策略。这也是千百年来,大家对他们仍充满敬意的原因。虽如此,但又有多少人乐意去做呢,甚至学到皮毛呢?!如今的人更多的是去孜孜追求表面的虚荣与繁华,更多的是陶醉于别人的谄媚与吹捧,更多的是为了俗世的蝇头小利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此观之,吴老之愚亦应似愚却非愚,自诩为愚反衬了他的开阔胸襟、高洁情操。也正因为的他的谦虚,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与尊重。我曾与他一起在重庆出差,他的学生听说他到了重庆,丢下手中的工作,立马赶了过来,而且几天都是全程陪同,可见其人的魅力。他经常很谦虚地听别人的意见,很平和很耐心地听别人的述说,但他对待是非问题、原则问题则从不随声附和,坚持一己之见。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甚至常发生争论,每跟他争论一次,我就越发现他的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思维之敏锐。当然争论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君子和而不同也。从这也可见其并不真愚。正因为他大智若愚,默默耕耘,不张扬,不浮夸,所以大作迭出,硕果连连。


健饭休嗟容鬓老,此翁意气还如昨。《愚悟集》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逗号,他对学术的探究与追求远未停止。他正青春勃发,向下一学术高原发起冲击,相信他很快会结出更诱人的硕果。


  


(本文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1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学报编辑部文科编辑室主任)


 








 

【转帖】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吴同和先生与他的《愚悟集》


 


杨金砖


 


 


吴同和老师是我近年所认识的好友之一,当时他于中学退休后在我院中文系及成教学院兼职,课余时间偶尔上学报编辑部坐坐,于是,便与他得以相识;后来柳学会成立,他是学会的积极分子之一,不仅工作认真而且非常热心,因此,对他便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由相识渐变到相知。


吴老师是一个为人爽快而又执著的人,他身为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永州市语文界特级教师,教学水平可谓一流,凡是听过课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为其生动的课堂语言与风趣的教态所感染。同时,他还是一个写作高手,在教学之余,相继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或读本30余种,曾为《读写月报》等刊物多次开辟过高考命题专栏,在语文界颇有些影响。去年,他将手头的120余篇文章,分为10辑,编成《愚悟集》一部,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吴老先生个人成果的一次整体展阅,而且也是柳学会、教育界的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关于书名,何以冠上“愚悟”二字,看起来确是有些悖论,正如先生在书的《自序》里说:“愚者难悟,悟则不愚。然则愚而能悟,岂可得焉?”细读其文,才知其良苦用心之所在。原来这里的“愚悟”是指“愚悟者,余之参禅悟道,后于众人也远矣;其愚见拙识,后于时势也亦远矣。雪泥鸿爪,聊以为念。”显然,“愚悟”中的“愚”乃作者谦虚之语,自认为性情“愚钝”,悟性后于他人。其实,这里的“愚悟”更可作“我的参悟”之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元和元年贬谪永州,居“愚溪”,筑“愚池”,凿“愚沟”,修“愚泉”,建“愚亭”,作《八愚诗序》,一路“愚”来,竟然弄出8个愚字。可见,“愚”的意蕴非常丰富,除了表“谦逊”、“愚钝”、“愚顽”之意外,更有通“余”之隐意。先生的“愚悟”,明显有柳子“愚溪”之意。


《愚悟集》中, “语文论稿”、“教材研究”、“命题研究三辑约占二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40年中学语文教学生涯中的体悟与心得,同时,也记录了他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所思所想。他在《演员•教师•语文老师》一文中指出:“演员靠语言表情达意,拨动观众的心弦,他们说话富有情感,形象、传神、并有个性。语文教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演员的素质和能力,通过独到的表演方式将“议论文的奥博辩证,说明文的明快简洁,散文的优美含蓄,诗歌的精炼隽永,小说的跌宕起伏”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悟到文学的幽深之美与语言的变化之妙。当然“演员”并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处乱不惊的气质。而要获得这些素质与素养,这就要求教师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而且更要行万里路,广泛汲取别人成功的经验,通过比较鉴别、去伪存真、不断摸索,才能像演员一样胸有成竹地上好每一堂课,讲透每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语文的教改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初期的“毁灭方块汉字”而推行拼音文字的动议,到世纪末的“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的论争,见智见仁,莫衷一是,语文教学改革一轮接着一轮。1990年修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而当我们审视当下的语文教学时,却为高中毕业生无法流畅地阅读各类文献,大学毕业仍难以地道的用母语进行写作而悲哀。因此,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对江河日下的语文教育现象进行了无情讨伐与责难。在该书的扉页中这样说道:


“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


而钱理群先生在《往那里去?!》一文中最后则更是发出这样的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对此,吴同和先生在他的《高考语文试题管见》、《“捉迷藏”杂谈》、《高考语文试题指瑕》、《高考作文命题断想》等文章中,从不同层面剖析了中学语文教学与语文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并摸索出自己设法克服这些问题的些许经验。先生在教学中不是人云亦云地去追求那凌空蹈虚的东西,不是去传授那专门应付考试的“快速作文”秘诀,而是坚守千百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道,以丰富的阅读与独到的理解引领学生进入到语言艺术的殿堂,享受母语文化的快慰,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愚悟集》中,虽然所收录的文章多为二三千字的短文,但无不显露着作者的智慧与灵光,让人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如他的《谈“人生识字糊涂始”之时空观》一文中,对鲁迅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宏论”进行了辩证的剖析与阐析。认为鲁迅先生之所以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法”,“讽刺、挖苦、否定”的近乎决绝的语气,是有时空条件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自鲁迅以来,我们的国人未必抱着古文必定就会死掉,舍掉古文必然就能生存。文化具有它内在的传承性,而并不因秦始皇的坑儒而中断,也不会因鲁迅的“宏论”而舍弃。他认为鲁迅之所以那样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可谓是一语中的。同时,认为学习鲁迅的《人生识字糊涂始》应具有时空观。必须了解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所掀起的复古主义思潮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又必须记取彼时彼地适用的观点,此时此地却未必可行。最后他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彼特拉克的一句名言作结:“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显露出了先生思辨的智慧。


其实,在《愚悟集》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从“含英咀华“而后的诗文评介与鉴赏一类的文字,这类文章几甚占去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从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行路难》、崔颢的《黄鹤楼》到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从杜甫的《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到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再到李商隐的《春雨》、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路下来,对中学课本中的以及永州地域所流传的部分诗文进行了或详或简的解读与鉴赏,以渊博的知识、别致的视野引领读者遨游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令人感悟到一种文化的穿透之力与文学的言说之美。


吴同和先生的鉴赏类文章,大多明快幽深而细腻。粗放处如瀑布飞流,磅礴大气;细腻处如煮茧抽丝,尽相穷神。娓娓道来,思接千载,尽现其渊博与缜密之功。如其在品读秦观的《鹊桥仙》一词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时指出:“用拟人对偶的手法,明写星云,暗喻牛女;实描景物,虚抒情思,却又不露痕迹。一个‘弄’字,极现织女织艺之精湛。夜空那美丽多姿的图案不就是织女那灵巧的双手织出的锦缎……一个‘传’字,则把牛郎织女的相思之苦和相见之难的心态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年一度,所‘传’者,恨也。恨离别,恨天庭,恨‘银汉迢迢’,恨可望不可即。”(《示七夕现牛女化景物为情思》)


七夕之际,牛女相见,可以说是牛郎织女一年中之最为欢快与欢畅的时刻,因为一年一度的相思相望终于迎来了一夜的相依相偎,有多少的话要说,有多少的苦要诉,有多少的爱要表,有多少的情要结,而秦观在词中以“传恨”二字起领全词,将人引入到“情爱”的至上境界,的确是妙不可言。而通过先生对“弄”与“传”的阐释,让我们对这首词的“妙道之处”的理解立马由抽象而具体起来。他认为秦观的《鹊桥仙》的最大特色是“句句示天上,句句现双星;句句是人间,句句抒人情,天人合一,可谓妙绝。”这是颇有见地的。


吴同和先生品诗品文,不单从诗文本身切入,而常将作者的生活背景与当时的历史状况,尤其是一些历史掌故,一并呈现有读者面前,以求获得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如他对岑参的《长门怨》一诗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一例。对“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的阿娇之处境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汉武帝刘彻与阿娇之间的情感缘起及司马相如作《长门赋》的动因作了必要的阐释,因而,读者对岑参的《长门怨》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关于吴同和先生的治学之道与教学之悟,在《愚悟集》的《自序》里这样写道:“杏坛执教凡四十载,书海泛舟近六十年,传道授业之余,偶有所感,辄胡乱涂抹,久而久之,竟有十数万言。”这些文字正是先生一生的所思所想与经验总结,故尔读起来总感到特别的亲切与快慰。于此,也希望吴老先生将其鉴赏性的品读文章继续写下去,让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烛光得以更大的发扬与光大。


 


(本文刊于《现代语文》(文学版)200734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编审,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