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宽猛相济 恩威并施

舜文化研究


 


宽猛相济 恩威并施


——古代德治法治摭拾


湖南科技学院·舜文化研究基地 吴同和


 


摘 要法治与德治,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天然地具有互补性。德治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法治的基本功能用以惩恶: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缺憾。其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规范着人们行为,共同贡献于人类文明。


正确的治国安邦之道,应该崇德重法,法举德张,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然而古代儒家法家,却各执一偏;法家尤为极端,他们完全排斥德治。


德治法治之互融共建,为历代帝王孜孜以求。早在上古,跋涉探寻之旅已然肇始。溯圣贤治国历史,寻虞舜安邦履迹,乃知大舜践位以来,尚德而外,亦重法治。故曰:舜首开“德治与法治结合”先河,功不可没;而其成功创立之“国家”体制,予继踵者以无尽教益。


关键词德治法治;儒法诸家;唐尧虞舜;治国安邦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古今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法治亦不可少。故千百年来,法治与德治,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天然地具有互补性。德治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法治的基本功能用以惩恶: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缺憾。其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规范着人们行为,共同贡献于人类文明。


马克思《评普鲁土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基本功能,在于调适人的行为规范,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等谐和相处的关系。因为“道德”和“宗教”是相互关联的,有时甚至是同一的;而来自于主观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即“自律”,与来自于客观世界的种种规则、种种法则,以及社会规范的约束,即“他律”,也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所以,从个人修养角度考量,自律他律互补,主观才能统一于客观,个体的“人”,才能统一于整体的社会和国家;而从治国平天下角度权衡,自律他律并行,既可用于治国,也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


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始而“为政识德”,继而“任法而治”,然后“德主刑辅”,最后过渡到“德礼刑并用”。这个流程,既是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特有轨迹,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的自然传承。


《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表明,在以“群”为组织形式生存的上古社会,先民们因“有巢氏”“燧人氏”等“圣人作”,其生存环境大有改善。《韩非子·五蠹》描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黄帝、尧、舜等“圣人”,不但“群”一道战天斗地,共苦同甘;而且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始终坚持以德化民,以仁爱之心对待群里民众,故能得到先民极大的尊敬和爱戴,其所实施的带有政策法令性质的族约群规,自然而然获得广大民众认可。《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范文澜先生认为,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礼文化”。历史证明:“尊礼文化”较之“尊神文化”,先进许多。“德主刑辅”思想主张起源于西周(前1046—前771)。西周初年,周公推行了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点,以改造夏商时代的“天命观”;与此同时,落实“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法令;这“德主刑辅”的主张,大大激发了人们道德意识的觉醒,使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诸子百家典籍对这个时期的圣人作为及其德治效应均有所肯定: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大学》


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


——《荀子·议兵》


……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荀子·王制》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韩非子·难一》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史记·五帝本纪》


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丰富且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思想,他秉承儒家信仰,尊德礼而卑刑罚,明确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于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看法;《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而对于“道”,孔孟则归纳为三个基本要点:第一、为政以德。要求君率先垂范,选拔任用贤才来管理国家;统治集团内部成员须修身立德,勤政尽责。第二、爱民惠民。强调为政不可违背人心,要“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给民众以实惠和“恒产”(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同时要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第三、德主刑辅。孔丘孟轲都不排斥“政”“刑”,但他们始终坚持“德主刑辅”,更强调“德”“礼”对于教育人,感化人,引导人的重要作用。


关于“德主刑辅”,《荀子·宥坐》有一段文字,解说了孔子“德礼优于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辅”的治国理念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孔子认为,教化未施,妄诛无辜,无补于治。法律不能劝善禁恶于前,习俗已然薄恶之后;想以法律手段来补救,只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更无益处。人有过失,罪不在民;教化未施,或施而未彻底,其咎在上而不在下。须知: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也!


孟子则从“性善论”出发,进一步提出“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学说,阐明主体修养(即“自律”)在人性完善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要求统治者充分认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上)的道理。孟子认为,重要的是,应最大限度地激活人性中“善”的因子。《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意思是,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本来植根在心中;它们产生的气色是纯正和润的,并显现在脸上,充满在体内,延伸到四肢。四肢不必吩咐,便明白该怎样做了。质言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只要把人心中“善”的本性充分发扬起来,加强道德修养,“人皆可为尧舜”!


 



法家否认社会可以藉德化的力量维持,更不相信一两个“圣人”能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治乱。韩非子以为,尧舜千世而一出,坐待尧舜以救助,犹如待粱肉而救饿,待越人之善游者以救溺人,饿者必不活,溺者断不生也。治国安邦有似于此:“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


千世而逢尧舜,诚为幸事;然仁义化人太缓,亦可憾也。《韩非子·难一》曰:“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意思是说,尧舜亦各有长短,尚不宜同时称赞,如同矛盾不能同时存在。況尧舜千世方一出,虽极力纠正败坏风气,奈何乱多治少,杯水车薪。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太多;以有限的寿命纠正无尽错误,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韩非子·难一》曰:“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何况,即使有尧舜之德,而能否以德化人,亦是疑问。须知,圣人首先必须以一年(甚至以上)时间“躬藉处苦”,体验“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之艰辛后,方可具备化民”的资质;至于那些不及尧舜的部落首领,或无身体力行之历练,或少行善积德之修为,何可“化民”也哉?由是,法家提出“以规矩拟法而治理天下”的主张。以为犹之巧者,能生规矩,却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有明德高品,弃法而治,无异于废规矩而正方圆也。《韩非子·用人》曰:“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意思是说,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即使圣人唐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造车鼻祖奚仲也无法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哪怕与鲁班齐名的巧匠王尔亲自操作,恐怕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何况我等还不是唐尧、奚仲、王尔呢?


因之,法家很是极端,他们完全排斥德治,力主法治,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值得深思的是,法家固然绝对排斥礼治德治,儒家却接纳法治。由此看来,治国安邦理念,儒家略胜法家一筹。


比如,孔子力主施仁政,复周礼;坚持“为政以德”等政治主张,再三强调德治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仅能治标,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治本;但他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论语·子路》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为相不久,便用法治手段诛杀少正卯。西汉刘安《淮南子·氾论训》评曰:“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于是可知,孔子并不反对“德法并用,宽猛相济”。他主张,君主一方面应以道德感化民众积极向善,让百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另一方面,也须辅以法律手段,纠正那些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秩序。质言之,执政者必须将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综合治理,才能政通人和,天下太平。


《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话,可资佐证: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关于德治法治之结合的思想,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可谓集大成者。他继承前期儒家学说传统,采各家之长而力避其短,既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又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礼治法治相结合,从而将古唯物主义思想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政治思想上,荟诸子治国理念之萃,融百家安邦“礼”“法”之精。一方面,立足于儒家“礼治”观,吸纳孔子观点,正确调适“礼”“法”关系;另一方面,吸纳法家“法治”观,主张“礼法并重”。从而提炼出熔礼法于一炉的“隆礼重法”治国方略,使之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确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便是对荀子治国理念的概括和肯定。


综合儒法诸家法治主张及孔孟荀子治国理念,似可推导:无论“德治”还是“法治”,其实都是“人治”;都需由个别“圣人”或“领袖”实施对所有“人”进行“统治”。而从国家治理层面研究,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运用得当,可率百姓万民顺利进入家国谐和、内平外成之境;反之,即致内忧外患、兵连祸接之灾。


 



    研究表明,德治法治之互融共建,为历代帝王孜孜以求。早在上古,跋涉探寻之旅已然肇始。溯圣贤治国之历史,寻虞舜安邦之履迹,乃知大舜践位以来,尚德而外,亦重法治。故曰:舜首开德治与法治结合先河,功不可没。


虞舜和唐尧,都是古代杰出的圣人。《史记》记载,虞舜一贯以身作则,勇于开拓,是一位造福于民的部落首领。他敬天循道,勤政务实,至仁至孝,泽被天下苍生;践位前后,均受百姓拥戴。《尚书大传》赞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


虞舜管理国家的法律及体现社会公德、规范个人行为的 “仁敬孝慈信”等伦理道德,有如法典,既适用于修身养性,也适用于治国安邦。而其以德治国的理念,对后世统治者治理天下产生的影响更是巨大。四书五经等典籍对大舜之身体力行,多有记述: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


——《古今注》


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


——《竹书纪年》


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温恶不服,而天下化之。


——《管子》


舜甑盆无膻……而女不以巧获罪;法下易出,事寡易为功,而民不以政获罪。故大道多容,大德众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


——《韩诗外传》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调于玉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尸子》


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战国策·秦策一》


不仅如此,虞舜深谙“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之玄,屡派臣子到各地采风,汲取民歌精华;并亲自制定箫律乐舞,歌颂太平盛世,以感化百姓子民。《尚书·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施行“乐教”,效果非常神奇:《淮南子·泰族训》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韩非子·五蠹》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吕氏春秋·上德》也有类似表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盖“行德”“修教”者,“乐教”也,故三苗臣服。民间传说更加神奇:相传舜帝南巡到湖南湘乡一带,突然被手执武器的苗民包围,危急之下,虞舜命人奏起韶乐,苗民竟然自动放下武器跳起舞来,一场战争就这样避免了!


“制礼作乐”,是一种德治手段。历代统治者希望官宦子民由“修身”始,渐而进入“齐家,治国,平天下”层级;统治者知道,欲达此目标,“乐教”作用不可小觑。《荀子·乐论》曰:“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进一步研究发现,“制礼作乐”,其实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的,亦属“人治”。《史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孔子曾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来规范人的成长与人性完善,盖“礼”可规“行”,“乐”以期“和”者也!


虞舜认识到,仅靠德化、乐教治理国家,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佐以法治,使恩威并施,方可“王天下”: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虞舜自即位始,便留意选用人才,实施设官分职制度,且立法臧否官员。


《史记·五帝本纪》曰:“天下归舜……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在人事安排方面,命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至是,职官粗备,机构齐全。据史书记载,伯禹等22位官员上任后,恪尽职守,天下遂大治:皋陶任大理职,执法严明,刑法宽和,民间没有冤情;伯夷主礼,井井有条,上下谦让,君臣一心;垂主百工,各种器具制造及房屋营修业兴旺;弃为稷官后,教民按季节种植五谷,粮食丰收,民不受饥;契任司徒后,百姓亲和,尊老爱幼;龙主宾客纳言,远方部落归服,各方建议及时达于帝舜。十二牧深得九州百姓拥戴,大禹带领百姓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治住了天下洪水,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由此可知,大舜举用人才,独具慧眼,使人尽其才;管理国家,有法有度,致天下太平。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舜还规定相关官员“五岁一巡守,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舜典》评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可知考绩制度清晰完备,丝毫也不含糊。《尚书·虞书·益稷》有一段话,借大禹之言歌颂并劝勉舜帝,折射舜帝善于纳言,善于管理的品德:“禹曰:‘俞哉,帝!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意思是,对虞舜说“好啊,舜帝!普天之下,海内众民,各国众贤,都是您的臣子,您要善于举用他们,依据言论广泛地接纳他们,依据工作明确地考察他们,用车马衣服酬劳他们。这样,谁敢不让贤,谁敢不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呢?”


另一方面,舜主持制定黜陟制度,对渎职者予以惩处,甚至不惜使用重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尚书·舜典》


“四罪”之说,《孟子·万章上》所载略同。《左传·文公十八年》也有类似文字:“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史记·五帝本纪》则表述为:“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以上表述,虽略有出入,但用刑律黜罚有罪官员的举措,却是一致的。


综上,舜所设置之诸官体制,如伯夷典礼,皋陶作士,龙作纳言等,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具有等级(或曰“阶级”)差异;而凌驾于全社会与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初具规模:此乃国家之雏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雄辩证明:虞舜实施德治法治融互补宽猛相济之方略予继踵者以无尽教益


 


【参考文献】


〔1〕       万里、刘范弟辑录点校.虞舜大典(古文献卷)Z.长沙:岳麓书社,2009.7.


〔2〕       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Z.长沙:岳麓书社,1991.8.


〔3〕       司马迁.史记〔Z.长沙:岳麓书社,1988.10.


〔4〕       梁启雄:《荀子柬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月版。


〔5〕       韩非子著:《韩非子》〔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月版。


〔6〕      韩婴著,周廷案校注:《韩诗外传》M.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7〕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9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


〔8〕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M.《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8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