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大智若愚 大美难言


大智若愚 大美难言


——吴同和及其《愚悟集》印象记


 


王涘海


  要:《愚悟集》一书可谓是大美难言,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其中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研究类、诗文赏析类、文艺创作类。凡百余篇,数量虽多,但没有滥竽充数,几乎篇篇精品。同时,《愚悟集》文体繁富,题材多样,内容广博,显示了作者丰厚之学识、敏锐之思维。


关键词:吴同和;愚悟集;大智若愚;大美难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801-0245-01


 



 


屈指数来,我跟吴老认识已有七个年头。那时他刚从永州七中退休来中文系兼课,师生中反响甚好。我慕名去观摩,一堂课下来我便被他的学识折服。这以后我经常向他请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来二往,我们竟混得相当熟,他也常顽童似的同我嬉笑怒骂,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之交。虽是忘年交,但在我心目中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良师,是值得我仔细研读的一本大书。因为无论做人还是治学,我与之都相去甚远,我只能想象他的高度。每次跟他交流,我都有醍醐灌顶之感,收益多多。现在,他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成《愚悟集》,交付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当然不会放过好好学习的机会,更要好好拜读了。[1]         


在笔者看来,《愚悟集》(作家出版社,20065月第1版)一书可谓是大美难言。我的这篇小小评论文章是难言其美的,我只是谈谈自己的肤浅感受,只能传达一下自己的阅读心得。《愚悟集》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研究类、诗词赏析类、文艺创作类。凡百余篇,数量虽多,但没有滥竽充数,几乎篇篇精品,值得仔细研读。同时,《愚悟集》文体繁富,题材多样,内容广博,亦显示了他丰厚之学识、敏锐之思维,行文中处处闪烁着智慧之光。


教学乃教师的第一要务,对中学老师更是如此。吴老从教四十余年,一直处在教学一线。数十年教学经验的积累,数十年如一日地对教学的痴迷投入,换来了一篇篇高水平的教学研究文章,也使他跻身于永州市为数极少的语文特级教师行列。他的教学研究类文章可以说与他特级教师的身份相符,见解独特,屡有创新,指导性强,几乎篇篇充溢着真知灼见。谈高考命题,他分析透彻、通俗易懂、点评到位,善于举一反三,让人读后如得仙桃,茅塞顿开。谈教学、教材改革,切中肯綮,言之凿凿,启发性强。谈教学管理,不夸夸其谈,操作性强,很有理论与实践价值。这些文章,很多在当年发表时就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他也因频繁地被请上为年轻语老师传经送宝的讲堂。从教以来,他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教辅读物30余种,曾多次在《中学生阅读》、《读写月报》等刊物开辟高考命题专栏。因此,在永州市的语文界,很少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也因为此,很多年轻老师拜在他的门下,在他的无私指导下,如今大多数成为了各学校的教学骨干。他的事迹相继被《湖南日报》、《零陵学院学报》、《衡阳师院报》、《永州日报》、《永州通讯》、《语文周报》等十余家报刊杂志介绍,并被载入《中等名师大典》、《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大型辞书之中,永州电视台也曾对他多次作过专题报道,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对于永州地方文化研究,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前专注于教学,无暇系统地对地方文化进行研究。退休之后,他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他的高见。短短几年时间,他写了四五十篇研究文章。他的地方文化研究以柳宗元研究为主,辅之以其他与永州相关的历史名人的研究。他研究地方文化往往从柳宗元等历史名人的诗文入手,通过对他们诗文的重新解读来达到弘扬永州地方文化的目的。《愚悟集》收录的赏析类文章除了地方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古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诗人诗作的赏析。《愚悟集》一书中,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赏析文章。他写得很灵动,既准确把握了作者思想之精髓,对作者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古代诗文的意蕴之美。他的再创造,往往把我们引向了美妙之所在,有很多诗文,虽然其他的学者也分析过,但读他的赏析,感觉别致,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他的赏析文章思路开阔、很善于结合诗人的经历和古今时势加以发挥,读完他的赏析觉得世界豁然开朗。《含蓄委婉  百读不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赏读》一文,由柳宗元的被贬想到屈原,又联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浩劫所造成的人心隔离,最后发出感慨,希望咫尺天涯的政治悲剧在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再也不要重演,使诗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茅屋破漏堪忧虑百姓饥寒更牵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一文,作者结合了诗人杜甫的经历来解读,同时穿插了现当代的某位名家对杜甫诗的看法。特别是在分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一主旨句时,在前文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吴老又引经据典对该名家的批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捍卫了原作的精神。吴老的行文很美,文章精巧而意蕴丰厚、语言婀娜多姿富有美感,富有色彩与音律感的语句被作者玩转得挥洒自如,甚至有些文章的标题都能给人以美的震撼,如《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读他的赏析往往陶醉其中,被其美感化,“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读者已经分不清是诗歌本身之美还是他的解读之美了,他的解读已成了诗歌之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一名女子的话,那么他的赏析之美简直可以用“秀若桃花、艳比西子”来形容了。吴老的赏析文章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也是永州地方文化研究一个不小的贡献。吴老目前是永州地方文化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的一个学者,虽出生江苏泰州,但在弘扬永州地方文化上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毅然义务承担了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会刊《柳宗元研究》杂志的大部分编辑工作,编发了大量的优秀文章。去年我主编《柳宗元研究:1980-2005》一书,请其校对,字词标点,他都改得相当细致,治学之严谨、敬业之精神,不得不令我叹服。


他的文艺创作类文章同样给人印象深刻。风格多样,有诗歌、对联,有随笔小品,有文艺杂评。他的诗歌对联,平仄工整、用词精妙、意境高远;他的随笔小品,写得闲适旷达、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如《露天小电影  稀世奇乐章》,看露天电影是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村出身的)生命中都曾经历过的难以忘怀的乐事。作者对露天电影的记忆也牵动了大家的思绪,透过作者的描写,时光倒流、光阴逆转,大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又重新感受了现在社会难得的“温情快意”与“笑语欢颜”,即使没有经历过的,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也仿佛感同身受,被作品中的温情与纯朴深深感染,期待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文艺杂评,批评鞭辟入里,行文调皮流畅,读后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省。如《“通俗唱法”指南》一文,说是“指南”,实际上是“指瑕”。他娴熟地运用反讽的手法分析了当时通俗唱法丑态种种,既幽默地、惟妙惟肖地再现了所谓的歌星的“光辉”形象,又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时娱乐界的粗俗浅薄之。他的文艺创作类作品大都如行云流水,流畅精炼而深刻,显示了他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看他教学研究类、诗文赏析类文章以为他是个不通人情世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老学究,而文艺创作类作品为《愚悟集》一书,增色不少,让我们看到了另类的老师。


吴老总是特别谦虚,常自诩为愚。从《愚悟集》的书名可窥其做人的低姿态,而其行文中亦屡见“一生平庸”、“智商不高”、“能力不强”、“道行低浅”、“悟性不高”等自谦之词。其实他并不真愚,如果说愚的话,也是大彻大悟之愚,是智者之愚。仔细翻看其专著,发现他特别推崇老庄、柳宗元,他们对吴老的影响颇为深入。老子庄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为而治,似乎消极,其实不然。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乃是宣扬不争之德。老子提出为而不争,是因为不争,故无尤,是因为他深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皆知善之为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的道理。庄子发扬了老子的思想,亦主张无用之用。他的无为思想,也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不为、有所为,无为乃是为大为。在他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因此进入了“逍遥游”的至乐至美的境界。柳宗元也是对“愚”情有独钟,曰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柳宗元贬永十年,醉心于山水,懵懵懂懂、不问世事。他曾特意在愚溪边营造了“愚池”、“愚沟”、“愚泉”、“愚亭”等八个以“愚”字命名的景点,还作《八愚诗》以示纪念。对于柳宗元之“愚”,不能妄下断言说他能力低下,反而应看作这是他对自我价值、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是他对正义、对是非、对原则的坚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精神和文化家园的孤独守望。他表面上是出世,其实际是抵达入世。总之,老庄、柳子之,并非真愚,而是大辩若讷、大道若愚,知其智、守其愚,是得道之善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不愿炫耀而彰显的人格魅力,同时也是一种高超的思想境界,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智慧,一种成就自我的处世策略。这也是千百年来,大家对他们仍充满敬意的原因。虽如此,但又有多少人乐意去做呢,甚至学到皮毛呢?!如今的人更多的是去孜孜追求表面的虚荣与繁华,更多的是陶醉于别人的谄媚与吹捧,更多的是为了俗世的蝇头小利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此观之,吴老之愚亦应似愚却非愚,自诩为愚反衬了他的开阔胸襟、高洁情操。也正因为的他的谦虚,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与尊重。我曾与他一起在重庆出差,他的学生听说他到了重庆,丢下手中的工作,立马赶了过来,而且几天都是全程陪同,可见其人的魅力。他经常很谦虚地听别人的意见,很平和很耐心地听别人的述说,但他对待是非问题、原则问题则从不随声附和,坚持一己之见。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甚至常发生争论,每跟他争论一次,我就越发现他的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思维之敏锐。当然争论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君子和而不同也。从这也可见其并不真愚。正因为他大智若愚,默默耕耘,不张扬,不浮夸,所以大作迭出,硕果连连。


健饭休嗟容鬓老,此翁意气还如昨。《愚悟集》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逗号,他对学术的探究与追求远未停止。他正青春勃发,向下一学术高原发起冲击,相信他很快会结出更诱人的硕果。


  


(本文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1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学报编辑部文科编辑室主任)


 








 

【转帖】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终身传师道 妙手著文章


——吴同和先生与他的《愚悟集》


 


杨金砖


 


 


吴同和老师是我近年所认识的好友之一,当时他于中学退休后在我院中文系及成教学院兼职,课余时间偶尔上学报编辑部坐坐,于是,便与他得以相识;后来柳学会成立,他是学会的积极分子之一,不仅工作认真而且非常热心,因此,对他便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由相识渐变到相知。


吴老师是一个为人爽快而又执著的人,他身为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永州市语文界特级教师,教学水平可谓一流,凡是听过课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为其生动的课堂语言与风趣的教态所感染。同时,他还是一个写作高手,在教学之余,相继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参编各类教材或读本30余种,曾为《读写月报》等刊物多次开辟过高考命题专栏,在语文界颇有些影响。去年,他将手头的120余篇文章,分为10辑,编成《愚悟集》一部,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吴老先生个人成果的一次整体展阅,而且也是柳学会、教育界的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关于书名,何以冠上“愚悟”二字,看起来确是有些悖论,正如先生在书的《自序》里说:“愚者难悟,悟则不愚。然则愚而能悟,岂可得焉?”细读其文,才知其良苦用心之所在。原来这里的“愚悟”是指“愚悟者,余之参禅悟道,后于众人也远矣;其愚见拙识,后于时势也亦远矣。雪泥鸿爪,聊以为念。”显然,“愚悟”中的“愚”乃作者谦虚之语,自认为性情“愚钝”,悟性后于他人。其实,这里的“愚悟”更可作“我的参悟”之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元和元年贬谪永州,居“愚溪”,筑“愚池”,凿“愚沟”,修“愚泉”,建“愚亭”,作《八愚诗序》,一路“愚”来,竟然弄出8个愚字。可见,“愚”的意蕴非常丰富,除了表“谦逊”、“愚钝”、“愚顽”之意外,更有通“余”之隐意。先生的“愚悟”,明显有柳子“愚溪”之意。


《愚悟集》中, “语文论稿”、“教材研究”、“命题研究三辑约占二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40年中学语文教学生涯中的体悟与心得,同时,也记录了他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所思所想。他在《演员•教师•语文老师》一文中指出:“演员靠语言表情达意,拨动观众的心弦,他们说话富有情感,形象、传神、并有个性。语文教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演员的素质和能力,通过独到的表演方式将“议论文的奥博辩证,说明文的明快简洁,散文的优美含蓄,诗歌的精炼隽永,小说的跌宕起伏”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悟到文学的幽深之美与语言的变化之妙。当然“演员”并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处乱不惊的气质。而要获得这些素质与素养,这就要求教师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而且更要行万里路,广泛汲取别人成功的经验,通过比较鉴别、去伪存真、不断摸索,才能像演员一样胸有成竹地上好每一堂课,讲透每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语文的教改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初期的“毁灭方块汉字”而推行拼音文字的动议,到世纪末的“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的论争,见智见仁,莫衷一是,语文教学改革一轮接着一轮。1990年修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而当我们审视当下的语文教学时,却为高中毕业生无法流畅地阅读各类文献,大学毕业仍难以地道的用母语进行写作而悲哀。因此,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对江河日下的语文教育现象进行了无情讨伐与责难。在该书的扉页中这样说道:


“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


而钱理群先生在《往那里去?!》一文中最后则更是发出这样的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对此,吴同和先生在他的《高考语文试题管见》、《“捉迷藏”杂谈》、《高考语文试题指瑕》、《高考作文命题断想》等文章中,从不同层面剖析了中学语文教学与语文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并摸索出自己设法克服这些问题的些许经验。先生在教学中不是人云亦云地去追求那凌空蹈虚的东西,不是去传授那专门应付考试的“快速作文”秘诀,而是坚守千百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道,以丰富的阅读与独到的理解引领学生进入到语言艺术的殿堂,享受母语文化的快慰,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愚悟集》中,虽然所收录的文章多为二三千字的短文,但无不显露着作者的智慧与灵光,让人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如他的《谈“人生识字糊涂始”之时空观》一文中,对鲁迅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宏论”进行了辩证的剖析与阐析。认为鲁迅先生之所以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法”,“讽刺、挖苦、否定”的近乎决绝的语气,是有时空条件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自鲁迅以来,我们的国人未必抱着古文必定就会死掉,舍掉古文必然就能生存。文化具有它内在的传承性,而并不因秦始皇的坑儒而中断,也不会因鲁迅的“宏论”而舍弃。他认为鲁迅之所以那样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可谓是一语中的。同时,认为学习鲁迅的《人生识字糊涂始》应具有时空观。必须了解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所掀起的复古主义思潮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又必须记取彼时彼地适用的观点,此时此地却未必可行。最后他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彼特拉克的一句名言作结:“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显露出了先生思辨的智慧。


其实,在《愚悟集》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从“含英咀华“而后的诗文评介与鉴赏一类的文字,这类文章几甚占去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从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行路难》、崔颢的《黄鹤楼》到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从杜甫的《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到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再到李商隐的《春雨》、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路下来,对中学课本中的以及永州地域所流传的部分诗文进行了或详或简的解读与鉴赏,以渊博的知识、别致的视野引领读者遨游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令人感悟到一种文化的穿透之力与文学的言说之美。


吴同和先生的鉴赏类文章,大多明快幽深而细腻。粗放处如瀑布飞流,磅礴大气;细腻处如煮茧抽丝,尽相穷神。娓娓道来,思接千载,尽现其渊博与缜密之功。如其在品读秦观的《鹊桥仙》一词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时指出:“用拟人对偶的手法,明写星云,暗喻牛女;实描景物,虚抒情思,却又不露痕迹。一个‘弄’字,极现织女织艺之精湛。夜空那美丽多姿的图案不就是织女那灵巧的双手织出的锦缎……一个‘传’字,则把牛郎织女的相思之苦和相见之难的心态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年一度,所‘传’者,恨也。恨离别,恨天庭,恨‘银汉迢迢’,恨可望不可即。”(《示七夕现牛女化景物为情思》)


七夕之际,牛女相见,可以说是牛郎织女一年中之最为欢快与欢畅的时刻,因为一年一度的相思相望终于迎来了一夜的相依相偎,有多少的话要说,有多少的苦要诉,有多少的爱要表,有多少的情要结,而秦观在词中以“传恨”二字起领全词,将人引入到“情爱”的至上境界,的确是妙不可言。而通过先生对“弄”与“传”的阐释,让我们对这首词的“妙道之处”的理解立马由抽象而具体起来。他认为秦观的《鹊桥仙》的最大特色是“句句示天上,句句现双星;句句是人间,句句抒人情,天人合一,可谓妙绝。”这是颇有见地的。


吴同和先生品诗品文,不单从诗文本身切入,而常将作者的生活背景与当时的历史状况,尤其是一些历史掌故,一并呈现有读者面前,以求获得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如他对岑参的《长门怨》一诗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一例。对“羞被夭桃笑,看春独不言”的阿娇之处境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汉武帝刘彻与阿娇之间的情感缘起及司马相如作《长门赋》的动因作了必要的阐释,因而,读者对岑参的《长门怨》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关于吴同和先生的治学之道与教学之悟,在《愚悟集》的《自序》里这样写道:“杏坛执教凡四十载,书海泛舟近六十年,传道授业之余,偶有所感,辄胡乱涂抹,久而久之,竟有十数万言。”这些文字正是先生一生的所思所想与经验总结,故尔读起来总感到特别的亲切与快慰。于此,也希望吴老先生将其鉴赏性的品读文章继续写下去,让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烛光得以更大的发扬与光大。


 


(本文刊于《现代语文》(文学版)200734期,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编审,著名评论家)

【原创】穷经悟道 探骊得珠

穷经悟道 探骊得珠


——杨金砖先生《潇湘文学散论》荐读


湖南/吴同和


 


如果以地域分野,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同样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作为湖湘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潇湘文化(狭义的),直至上世纪中后期,湖南人还只是略知一二,外地人则无从结缘;至于潇湘文学,知之者更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北京开会,谈及工作单位,同行们竟不知道永州属何省所辖,幸好我还能背出《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几句话,语文老师们才“唔唔”起来,但永州究竟在什么地理位置,仍不甚了了。


本世纪初,潇湘文化、潇湘文学开始吸引文人的目光,研究者的队伍也日渐壮大。这不仅是因为永州有舜虞、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有李达、陶铸、江华、唐生智,不仅是因为永州有九嶷山、千家峒、秦岩、濂溪,也不仅是因为有永州八记、浯溪碑林、东安武术、江永女书……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包括杨金砖先生在内的不知辛劳为何物的文人学子竭尽全力,扬其所长,发现、挖掘、整理、创作,将永州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展现在世人面前,将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奉献给有不同需求的读者。随着一大批永州学人的学术论述相继出版,一大批本土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专辑亮剑文坛,永州知名度提高了。而在这众多的著述专辑之中,《潇湘文学散论》恰似一只导航之舟,引领读者在潇湘文学的长河上游弋观赏。作者杨金砖先生以独特的审美视角,钩沉历史,检阅文坛,感悟潇湘,将潇湘文学的源与流、本与末、作家与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详尽的阐析。由于作者对“潇湘文学”有较深层面的发掘和认知,故其著述可予人一种穷源到流的质感。不像有的文章,虽为“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美则美矣,但终因作者不能全面论述,却还是留给读者窥其一角的遗憾。


《文心雕龙·知音》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圓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后之学人,但凡欲“晓声”“识器”者,无不“操千曲”“ 观千剑”也。故刘勰强调:“圓照之象,务先博观。”先生心领神会,身体力行,深谙“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之理,乃“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陆机《文赋》),而后“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曹丕《典论·论文》”。相传北宋欧阳修“枕上、马上、厕上”不离书卷,先生“枕上、车上、厕上”亦读报阅文,须臾不离诗书。惟其如此,《潇湘文学散论》的任一篇文章,提出的每一个命题,才有了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撑,“博观”使先生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潇湘文学散论》凡二十余万字,由“文学潇湘”、“潇湘情怀”、“在水一方” 三个部分组成。远溯虞舜、屈原对对潇湘文学的豁蒙之功,中述元结、柳宗元、刘禹锡、何绍基、周敦颐等巨匠对潇湘文学的发展之事,近评本土代表作家繁荣潇湘文学的诗文之作——洋洋洒洒,说古道今,真乃一本 “集潇湘文化文学之粹,蕴本土作家作品之精”的好书。


“放怀意气排空易,落指阳春定调难。”本书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论点,都是先生反复考证的结果,其感悟创见,皆因“穷经悟道,探骊得珠”,故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虞舜〈南风〉对潇湘文学的豁蒙》提出“舜不仅仅为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的化身,而且其‘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谣还发中国文学之滥觞,尤其对潇湘文学有豁蒙之功”的论断,颇有见地。为论证“滥觞”和“豁蒙之功”,作者穷经究史,博引旁征;援引古代典籍、甚至包括《圣经》,凡50余处!不仅如此,作者还引用数例鲜为人知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加以佐证。于是,一尊有血有肉的天帝形象,一首可感可知的《南风》歌谣,一个益智明慧的全新命题,便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心旌摇动!有的章节,先生条分缕析,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如“温柔湿润的《南风》培育了潇湘文学的最初基因”一节,对“舜帝的《南风》不仅对潇湘文学有发韧之功,培育了潇湘文学的最初基因,而且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剖析。有的章节,虽皆引经据典,却予人以美的享受。如“娥皇女英的凄美故事演绎着世间至爱真情”中的几段文字:


娥皇、女英嫁与虞舜之后,二妃的沉鱼落雁之貌与贤慧宽厚的淑女情怀,使她俩在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和睦邻里方面,甚得赞誉。同时,其遇事机敏、思虑周备、落落大方的举止与恪守妇道的品性,很快成了舜的智囊专家、外交大使、形象代言人……她俩在与舜的长达70年人生旅途中,始终是相敬如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形影不离,给天下家庭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潇湘”更是舜与二妃生命续延的象征。舜葬九疑,而九疑乃是潇水之源,潇水自南向北奔突二三百余里,至零陵城北注入湘江,然后浩荡而下,直至洞庭君山,而君山正是二妃之墓所在,这水的相通,云的相伴,于是,潇湘也就成了舜与二妃相连相通的一条精神纽带。“舜葬潇水头,妃逝湘之尾;相隔虽千重,魂兮心相随。”舜与二妃的这种人世间的绵绵情愫,使“潇湘”一词赋有了无穷尽的情爱意蕴,后来“牛郎织女”的传说与秦观笔下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吟叹,莫不是二妃形象的另一种文学演绎?


 


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娥皇、女英二妃的凄美故事,中国文学便别开生面,从布道式的主流文学中分出一脉而专注于“关关雎鸠”式的二人情感世界的描摹,从而使文学之园中得以开出春兰夏荷、秋菊冬梅般的花朵。


 


谈湖湘文化离不开屈原。屈原不仅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他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对于屈原,先生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屈原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和影响》,同样是穷经究史,博引旁征,同样是感悟之语,知见之言。先生认为,屈原如一位旷世无双的剑客,将这灵动的文字变成一支横扫七国的劲旅,独自成就了楚国最为辉煌的霸业,从此,一个精神王国的神话有如日月照耀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天问》“可以说是《离骚》与《九歌》之间所崛起的另一座文学丰碑”,“ 不仅表现了屈原探索宇宙的科学精神,也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极大关怀”,“ 从而将文学引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之中,使文学从自然之声的描摹转而上升到对神秘自然的探问,以及与对社会、人生的考究,大大地拓宽了文学内涵与创作空间”……这些见解,精辟独到,发人深思。


《元结对潇湘文》一文,先生提出“潇湘文学的真正发展则始自元结”的命题,令人耳目为开。先生认为,正因为元结“骨子里拥有胡人的剽悍与豪放”,“文思想洁简古”,故尔能“传承着舜帝的仁政大义”,“湘的人文精神”。同时“对潇湘山水的游历与吟咏掘了湘文新意”。作者列举若干令人信服的实例予以论证,并对元次山部分诗文进行赏析,从而得出“之,元的道州之行吟,不仅让虞舜的《南化成甘露,滋痍的湘大地,而且也把引入到了唐宋文的中心,使此成文化的重要一脉”的结论,可谓言之凿凿。


先生解读《爱莲说》,视角立体多维,其识见悟觉予读者启发可能更多。他认为:


周敦颐的人生理想不是道家的隐逸与世俗的荣华,而是如这池中之“莲”一般做一个为人坦荡、净洁高雅、中正清廉的“君子”,去追求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高贵品质。


周敦颐的人品、文品之纯正,有如池中之“莲”——“洒落坦荡,光风霁月”。


 


因此,不难看出,周公的《爱莲说》承继了元结、柳宗元的散文基因,而且发扬光大,将佛学的“无常”、“无欲”、“无我”的要旨有机地融进到他的作品中,从而,让人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参悟出“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至上真谛。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潇湘文学几起几落,时续时断。元结、柳宗元是一波峰,周敦颐(10171073)以后,潇湘文学已少有人问津;断代七百余年后,永州人何绍基(17991873)在其著述《东洲草堂诗集》偶有提及,仅微波细浪而已;很快,潇湘文学又一次断流,直到当代。正因为如此,近二十年来活跃在潇湘文坛上的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民俗工作者、各类文艺工作者及其作品才更值得大书特书。杨金砖先生在《潇湘文学散论》中,就用了近60%的篇幅着力宣传评介这些作家作品,彰显他们对潇湘文学的抢救、挖掘、承继、创新之功。


近二十年来,潇湘学人和作家,究竟推出了多少专著、作品,恐怕没几个人能说得上来,但先生却了如指掌。作为潇湘文学的践行者和研究者,先生徜徉其间,咀其精华,啜其甘醴,情动而辞发,披文以入情,陆续写出了26篇鞭辟入里的评论。这些评论,就是对潇湘文学成果的一次检阅、宣传和弘扬。透过凝聚情感的文字,读者可感知先生宽广的视野、缜密的思维、睿智的评判、优雅的文风;读之赏心悦目,“使人执卷留连,若难遽别也”(李渔《闲情偶记》)


永州学人,文坛卓立;潇湘文学,满目琳琅。在先生的导引下,王建文、李长廷、廖奇才、王金梁、杨克祥、黄爱平、蒋三立、张泽槐……连同他们的作品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黄爱平的诗除了泥土的芳香与田园的异趣之外,其最大的特色是新奇而不怪诞,鲜活而不浮滑,深沉而不晦涩。于是,他的诗不仅具有可读性,而且还时常闪动着哲理般的灵光。


——《心灵的企盼》


廖(奇才)老的诗文,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情趣”二字。他寄兴山水,凭吊古迹,感悟历史,皆以情趣为重……通读廖老先生的诗文,其中洋溢的正是这种“动物、感人、摇荡性情”的气韵情感。


——《齿落颜灰尚爱诗》


《古今永州》可以说是张泽槐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再加上几度寒暑的梳理辨析,才铸就的一部传世力作……熔知识与趣味于一炉,集鉴赏与阅读于一体,因此,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了解永州的百科全书。


(《古今永州》)既可以给你以酒后谈资的雅兴,也可以添你休闲阅读的惬意,更让你对神奇永州进行膜拜。


——《一部不可多得的永州百科全书》


如是如斯,潇湘文学的馥郁、清香,已扑鼻而来,令人振奋不已。我于是想:品永州作家的诗文,固能感动你我;读金砖先生的评述,岂不同样口角溢香?


《潇湘文学散论》的第三部分是“在水一方”,由五篇长短不一的精美散文组成。先生的散文,重铺陈,多描摹,寓意奇巧,蕴情深沉。那日暮愚溪的潺潺流水,那道州平原上鬼仔井的神奇鬼俑,那祁阳浯溪的摩崖石刻,那零陵潇湘庙的历史年轮……无一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倘置身其中,把玩品味,定会与先生共鸣!


……


品评《潇湘文学散论》,谈何容易?拉拉杂杂,挂一漏万;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权作读后感吧!


 


 


 


 

【原创】传平凡之人 记非凡之事

传平凡之人 记非凡之事


——刘翼平先生《脚手架》赏读


湖南/吴同和,


 


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竞相为这些“中国的脊梁”树碑立传,或据实而成史传,或渲染而为小说。前者如《史记》、《汉书》乃至《清史稿》中的清官廉吏、义士游侠,后者如《说唐》、《水浒》以及古代杂剧中的文臣武将、英雄豪杰,至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脊梁”,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由于作者世界观价值观之所限,时代社会发展之所囿,这些作品,多数只能描“脊梁”之形,难画“脊梁”之骨。尽管如此,读者对彼时彼地的“脊梁”们同样肃然起敬,赞赏有加。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处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内心痛楚和情感煎熬之中,虽没有替“脊梁”们立传,但其散文随笔之《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范爱农》等,却有意识地从不同的层面展示着那个特殊时代“脊梁”的风骨。


时过境迁,当我们祖国永远告别了黑暗年代、白色恐怖时,当科学昌明普及、社会稳定和谐时,当建设者们不断开拓进取、建功立业时,当人们进一步追求高层次的物质文化享受时,另一种类型的“脊梁”崇山峻岭般矗立在世人面前,感动中国,感动你我!他们之中,有夙兴夜寐、日理万机的人民领袖,有攻坚破难、屡创奇迹的科技精英,有抗震救灾、临危不惧的铮铮铁汉,也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百姓平民……刘翼平先生《脚手架》向读者展示的群体,也是一种“脊梁”:这些湖南零陵人,虽然极其平凡,非常普通,但他们上柳桂,下南宁,历经坎坷,备尝艰辛,终于在“脚手架”上演绎了多彩的人生。他们“正在秉承过去勤劳、勇敢、拼搏的历史传统,续写着美好的现在和未来……其艰苦而美好的历程,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下靠勤劳和智慧奔向小康的一个典范。”


脚手架,是为建筑工人在高处操作而搭的架子。零陵的农民工就是利用这普通的架子,在八桂大地上竖起了若干宾馆、酒楼、院校、公寓,并将其搭建到国门之外!这脚手架,不但使农民工自身价值得以提升,而且使其思维模式也随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正因为如此,《脚手架》予读者的启迪才格外丰富深刻:脚手架,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具象的,有抽象的。内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外延的多向性:脚手架不仅可以用之于建房造屋,也可以打造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大厦高楼;“脚手架”们进城务工,对于城乡经济文化的发展互利双赢,意义重大。君不见,从“背井离乡下南宁”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农民工的艰难跋涉,从“20世纪80年代的挣扎”到“21世纪初的裂变”的创业者的勇毅抉择,从安居热、购车热到文化热、出国热的焦点定位,从乌合之众的单打独斗到零陵商会的遍地开花……这一群“平凡之人”的生活理念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君不见,杨禄福、唐玉清、杨木忠、蒋松兆等人,正是借助脚手架而脱贫致富,声誉鹊起;作家刘翼平先生以敏锐的视角,准确而及时的捕捉了“脚手架”这一重大题材,瞄准了这一特殊群体,以报告文学的文学体式,为之作传,不但拓展了自己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审美品位。君不见,这一特殊群体的多数人,其认识层面已从有形的脚手架逐步上升到无形的脚手架,进而开始思考关于农民工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口生态、国民素质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零陵现象”,足以使作家、学者们由此顿悟,从而发现并研究全新的课题;刘翼平先生也正是通过脚手架”,已“更上一层楼”……


——倘要探究《脚手架》的社会意义,意义就在于此。


《毛诗大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意思是说,吟咏一个邦国的事,表现诗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叙述的是天下之事功,表现的是四方之风俗,就叫做“雅”。宋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郑樵(1104—1162)《通志序》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他所说的“风”是指民歌,他所说的“雅”是指朝廷里面的官乐。《毛诗大序》和《通志序》从不同角度界说了“风”和“雅”。倘以此二说来欣赏《脚手架》,不难发现,《脚手架》亦风亦雅,在真实性、典型化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均有特色,颇耐玩索。


作为报告文学作品,刘翼平先生很熟练地把握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的原则,胜利地完成了“传平凡之人,记非凡之事”的浩大工程。无论是表现脚手架人生活的地理、经济、文化背景及其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涌动,或叙述脚手架人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还是颂扬脚手架人的生活巨变,都是那样真实感人。与此同时,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典型化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感人至深:从八桂田园,到新兴苑小区,至三塘市场,由一个青年农民而成长为企业主的唐玉清,“苦后方为人上人,其拚搏摔打,音容笑貌,如闻如睹;从“擦干母亲的冤泪”到“抚慰妻子的屈情”至“舒展自己的豪情”,资产超过千万元的杨禄福,其艰难坎坷,苦辣酸甜,可感可知;“抗争命运闯桂林”——“‘福灶’万家办公司”——“要做城市‘架梯人’”,这支三部曲艺术再现了唐顺福从“一文不名到富翁的登攀和跋涉;而六年办学,遍洒辛酸泪的杨宏,演绎的则是建校——维校——撤校的忧苦与欢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脚手架》犹如一支瑰丽的交响曲,“出去”——“立足”——“腾飞”,三个乐章相对独立,而又时空相接,旋律激越昂扬,令人心潮翻滚;《脚手架》又似一组神态各异的群雕,唐玉清等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活脱在读者的面前,令人心动神驰!


请欣赏几个片段:


美丽的北海银滩,被誉为南方“北戴河”,又有别于北戴河。这是个全年候海滩,一年四季吸引着东西南北中的游客在这里冲浪游乐,沐浴南国的温情,感受大海的博深。由物及人的启迪,你一看见她,就觉得心胸开阔;你一走进她,就感到激情澎湃。16年前,当杨木忠第一次来到北海时,他并没有立即投入商海,而是直奔银滩而去,他想到有形的大海里去感受无形的商海。这位只在君山脚下的涧子里、水塘里洗过澡游过泳的小伙子,根本经不起海浪的冲击,一次次走进白花花的海浪里,一次次被冲回白花花的海滩上。望着游向大海深处的人,杨木忠才悟出:“逆浪而上”的泳道。只有越过一个个浪峰,才会游向那湛蓝色的深处。


                                                        ——《脚手架》61


太阳落山了,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可在这个破旧的小学校里却是灯火通明,女人们不停地忙碌着,孩子们互相追逐着、嬉闹着,男人们用那双粗糙的手端着一碗碗家乡人酿的米酒开怀畅饮着,脸上那一条条饱经风霜的皱纹舒展着,微带醉意的豪言壮语说得越来越好,声音说得一个比一个大。看样子这顿庆祝脚手架学校撤校的宴会将会进行到很晚。


深夜的南宁渐渐地安静了,可正因为有了这些零陵老乡们,才使她有了异样的活力和光彩,即使在深夜,她还是那么美,那么美。


                                                        ——《脚手架》87


六万零陵民工进南宁,好大一群人。


零陵脚手架占南宁市场总额的80%,好大一个市场。


零陵脚手架总资产达150亿元,好大一笔财富。


这是一笔让南宁和零陵都感到兴奋和喜悦的数字,是勤劳的零陵人和开放包容的南宁人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产物。可欣喜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丝丝担忧。谁来管理这批人?谁来服务这个市场?谁来壮大这笔财富?聚是一种能量,又是一种威胁,有时经济学家欣喜的问题,社会学家却在担忧。如何掌控能量和威胁,如何抚平欣喜和担忧,让南宁的零陵人深思。


                                                       ——《脚手架》112


东盟时光 KTV包厢,几位零陵老乡在相聚,蒋国荣、蒋松兆早早就摆上水果拼盘和家乡茶,胡顺开捧来两箱在越南酿制的异蛇胆酒,杨隆云、杨木忠、杨宏、唐玉清一进包厢就来了个拥抱礼,一股亲热劲,满心豪迈情,一生拼搏事,曲曲豪放歌。《爱拼才会赢》、《好日子》、《小微》、《我想去桂林》,一曲曲中国流行歌,飘荡在整个东盟时光里。


                                                   ——《脚手架》138-139


这是“报告”,也是“文学”,更是传奇。面对美丽的北海银滩,“望着游向大海深处的人”,杨木忠是否想过“到有形的大海里去感受无形的商海”,是否悟出“逆浪而上”的泳道?庆祝脚手架学校撤校的宴会与深夜的南宁渐渐地安静有着怎样异样的活力和光彩,将引发杨宏夫妇怎样的遐思?读者们虽然不得而知,却会情不自禁地进入二度创作的广袤空间,恣意驰骋。零陵的脚手架们,居然能领悟到聚是一种能量,又是一种威胁,有时经济学家欣喜的问题,社会学家却在担忧的深奥哲理;“一股亲热劲,满心豪迈情;一生拼搏事,曲曲豪放歌的零陵老乡,竟然会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东盟时光”KTV包厢亮剑引吭;他们要把脚手架搭建到国门之外,为国争光……而当读者赏读“腾飞”篇,和作者一同走进“脚手架”们的新生活时,理性思考将取代形象感知,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愉悦。这种愉悦,令人振奋,令人陶醉,又令人思绪万千。


近年来,文坛上有一种时尚,不少作家尝试着用方言土语写小说,作剧本,有点“原生态”的味道。这些作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本土读者觉得亲切,似遇老友;外地读者感到新奇,如逢知音。举例说,东北“二人转”唱响大江南北,《都市外乡人》等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为全国观众津津乐道,东北方言的语言形式恐怕就是一个因子。按《毛诗大序》及《通志序》论述,这些作品本该纳入“风”的范畴,但谁又能否认它们“雅”的内涵?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也有一些作者,不知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为了追求某种商品价值,也用方言土语表情达意,但由于过“俗”,实在难登大雅。同样是东北“二人转”,《十八摸》之类就因其格调低俗而拒多数观众于千里之外。有些作者,用方言土语完成作品,并附有“方言普通话词语对照表”,可谓用心良苦,奈何“拳头加枕头”的铺叙和性爱的描摹过多,有的情节又太“色”太“黄”,故虽然也迎合了部分读者的感官需求,但多数读者却是不恭维的。因而,“方言土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使用方言土语进行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使用时应慎之又慎啊!


刘翼平先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零陵人,作为报告文学作品,先生既使用了文学语言抒情写景,也不失时机地使用了零陵方言和当地习惯用语叙事记人,故读者无论用普通话或零陵话阅读这“传平凡之人,记非凡之事”的《脚手架》,都感到那样顺达流畅,似流水行云。这位“零陵老乡”在《致广西南宁零陵老乡的一封信》(引子)中真诚地表示:“让我沿着你们的人生轨迹走进你们的世界,用我的文字与你们的心灵对话,然后将你们的一切告诉世界。”他所说的“我的文字”,就是“我的语言”,虽然先生十分谦虚的申明“因自己长年在党政机关工作,思想、文字定势的‘官腔’太重,加之操作文字语言的机会太少,实际表达效果只好请读者老师们点评指教。”但读者却分明能感觉到其“操作文字语言”的能力非同寻常,“实际表达效果”也相当不错。


刘翼平先生是公务员,整天繁忙,却能挤出时间“传平凡之人,记非凡之事”,实在难能可贵。较之此前颇有影响力的专著《石棚夜话》、丛书《零陵文化丛书》及其散文作品,《脚手架》是一次跨越,一次升腾!


期待刘翼平先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问世!


 





 

【原创】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


——《<弘一大师全集>序》悟读


湖南/吴同和


 


对于中国文化巨人弘一大师李叔同(1880-1942),青年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至于他“十分像人”的品行事功,知之者更少。甚至口中唱着那意境空灵高远、情感哀婉缠绵、旋律优美动人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大歌星们,却未必知道这传唱了近一个世纪的《送别》的词作者是弘一大师!


丰子恺(1898-1975),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画家。其散文集《缘缘堂随笔》、译著《源氏物语》等蜚声文坛,其诸多国画集、漫画集亦独领风骚,十分了得。丰子恺与大师缘分极深:1914年师从门下,成为重点培养的学生,画室“缘缘堂”匾额亦大师亲笔所书;1927年,丰子恺皈依佛门,遂成大德。大师圆寂,悲痛不已。五年后,应约受命写序,从心而发,倾情而作,字里行间,深蕴禅意,乃喻世、警世、醒世之作也。


弘一大师确实是一位“十分像人的人”。他一生以济生利世为己任,“专求己过,不责人非;步趋先圣先贤,不随时流上下。”丰子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资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来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于是爬上三层楼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大彻大悟的高僧在临终前,还不忘给自己的好友夏丏尊留下遗书以明心志,其中有“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偈。显然,大师在追求更高的做人境界。如明月般,能普照千家万户,能给众生带来明亮、洁净、恬适的心境。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人格,一个怎样崇高的魂灵。无怪乎丰子恺16岁受业门下时便觉得大师“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呢!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教育界同仁尊她为“站在大写的人字上”的杏坛翘楚。这位在中学语文教学第一线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红烛”,无论是师德、师业、师艺,都是第一流的;因而,“站在大写的人字上”,意思就是“十分像人”。只可惜,像弘一大师、于漪先生这样“十分像人”的人为数不多。诚如丰子恺所言:“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有的人,只有五六分像“人”,三四分像“人,”有的则简直不像“人”了……


我们都得扪心自问:我有几分像“人”?


构建和谐社会,崇尚以“人”为本。你我须牢记“八荣八耻”,不忘趋正避邪;如此,则虽不能做得如弘一大师那样“十分像人”,虽难以步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境,但总会有六七分像“人”的。


 


精美短文


《弘一大师全集》序


丰子恺


   


刘绵松居士自闽南来信,说近辑《弘一大师全集》,要我写一篇序文。词意非常诚恳,使我不能推却。法师圆寂后,我关于法师只写过一篇《为青年说弘一法师》,登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此外未并写过一个字。因为关于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我只能零零星星地为小朋友们说说,却不敢总括地赞一词。现在刘居士要我为全集写序,便是强我总括地赞词。我踌躇了很久,方才动笔,勉强来赞“一词”。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至于怎样十分像“人”,有这全集表明,不须我再多费词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这篇序文,只能算是不赞词的赞词。


                        ——弘一法师生西五周年纪念于杭州


摘自林子青居士编着《弘一大师年谱·永恒的追思》22页—23


印行者:上海佛学书店      上海新闻出版局准印证94111


【原创】澹然离言说 悟悦心自足

澹然离言说 悟悦心自足


——《法华寺西亭夜饮》《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赏析


                                         湖南/吴同和


法华寺西亭夜饮


柳宗元


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


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


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


柳宗元


余既谪永州,以法华浮图之西临陂地丘陵,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间岁,无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


昔赵孟至于郑,赋七子以观郑志,克己其慕赵者欤?卜子夏为《诗序》,使后世知风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欤?试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


 


特定的社会环境、家庭影响和个人遭际注定了柳宗元必然与佛门结下不解之缘。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一辈子都崇尚佛学,寻求“净土”,欲入“幽玄”之境。但毕竟肉眼凡胎,故尔虽可洞察人生百态,熟读释学典籍,可是对于自身的运程吉凶,官场沉浮,却无法未卜先知。贬邵贬永贬柳,“风波一跌逝万里”,黜罚丧亲罹难,“海天愁思正茫茫”。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始终未能悟觉“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的禅机。但现实太残酷,于是,潜神佛经,移情幽远,寻求解脱。也许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寻求,却实现了他人生的另一种价值,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食粮。从这个意义上看,柳宗元虽未大彻大悟,但却更为真实可信,亲切感人。
   
永贞元年(805)年底,柳宗元扶老携幼,一路迤逦,从邵州来到永州,因无官署可居,便寄住在龙兴寺——也许是天意——一住便是四年多。这可怜的“弼马温”终日无事,常与寺中住持重巽和尚打坐说经。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对他十分仰慕,称之为“超师”,称赞他“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为“楚之南”“善言佛”之第一人。二人甚投缘,潜移默化,其诗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矛盾,感情煎熬,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等种种无奈和顿悟,与重巽和尚的弘法开导不无关系。元和四年(809),作《法华寺西亭夜饮》和《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便是一例。


元和四年某日,柳公与好友元克已等七位“天涯沦落人”在法华寺西亭夜饮,酒酣耳热之际,克己“咸命为诗”,好友们口吐珠玑,落墨成韵(可惜这些诗作无从披阅);柳宗元亦赋诗一首,且受命为序,有悲戚,有禅悦,表愤懑忧恐之意,蕴惺惺相惜之情。细细咀嚼,其味无穷。


登高望远,饮酒赋诗,差不多已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一大癖好。去国怀乡之感,伤春悲秋之情,喜怒哀乐,忧恐悲戚,俱在眼底,全在杯中,又都在笔下。法华寺可谓“净土”,柳公在其西面建一亭,“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骋目神游,随心所欲,遐思迩想,绝然远尘。这就是柳宗元孜孜以求的“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魏书·释老志》)的空灵宝地。能与同道好友在此“倾壶而醉”,“放怀吟诗”,可望暂时解脱,甚至忘我,倒是人生一大快事。盖酒中有诗,诗中有情,情中有我也。


“放怀意气排空易,落指阳春定调难。”读罢元克已等七子之诗作,序文该从何处下笔,确实是一大难事。柳公乃以“谪”一字立骨,突兀奇崛,意趣全出矣。“余既谪”,已然不幸;“间岁,元克已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实非偶合;而“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可谓悲欣交集。“以文从余”,乃蕴惺惺相惜之意,是为欣;‘萃’于南蛮之地,虎落平阳,报国无门,实为悲也。“从余”之文人是否谪贬之人,失意之士,自然不言而喻。而序中这一“萃”字与“谪”相配,看似乖谬却又极其和谐,将柳公各种复杂情感微妙地揉合成一体:皇上昏聩,奸侫弄权,忠臣贤士全被谪贬到边鄙之地,倒成就了国之精华有“荟萃”于北漠南荒的机缘。这既是客观的描述,也是无情的嘲弄,更是诗人对宪宗皇帝不懂得惜才爱才用才,致使人才流失的含蓄指责。因“谪”而“萃”诸贤,因“萃”而“生”百感。所以说,两个极不协调的词放在文中,倒觉得和谐之至。盖言在此而意在彼,柳公含蓄深沉之高超笔法何其精妙。


接下来便以古喻今,表“七子之志”,抒谪贬之情。首先缅怀的是大难不死的赵氏孤儿赵孟(武),他相悼公后,使晋国能与诸侯各国和睦相处,某日出使郑国,留下了一段佳话。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原文如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孙段二人字均“子石”)从。赵孟曰:“七子君从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这段话的大意是,郑伯在垂陇设宴招待赵孟,子展等七位大臣陪客,赵孟请七人作赋言志。


为什么要用这一典故,仅仅因为子展等七子,与今天西亭夜饮人数相同,还是揣摩“克己其慕赵者”呢?其实,“慕赵者”岂止克己,夜饮的“八仙”谁不仰慕赵孟?时势造英雄,赵孟有施展才华,报效朝廷的用武之地,只可惜我们龙游浅滩,欲效古人之驰驱而不能啊!这几句话,言简而意丰,借赵孟故事抒谪贬之怨,表效忠之心,可谓曲径通幽,婉约而又深邃。


“克己其慕赵者”,“余其慕卜者”。古人之诗序书序,不胜枚举,为何选用卜子夏为《诗序》一典?须知这一笔也极有讲究。这在他元和五年(西亭夜饮的次年)所作的《愚溪诗序》可找到注脚。柳公是贬官谪吏,而贬谪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以愚触罪”,“不合于俗”。来到贬所,无所事事,唯有“放浪形骸,移情幽远”,读经论道,会友宴朋。闲暇之余,“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聊以排遣郁闷;但“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更多的却是无奈。于是交几个知音,喝几杯闷酒,看一轮明月,发几句牢骚,在晨钟暮鼓之中参禅悟道,有时却不免心猿意马,顾影自怜。个中三味,谁能省得?卜子夏则不然,他曾仕于鲁,作过地方长官;晚年讲学魏国西河一带,魏文侯亲咨国政,以之为师,“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魏隐士),过其庐,未尝不轼也”(《史记·魏世家》)。相形之下,柳公徒有“风雅之道”,处境命运何其乖蹇。用此典又一次将柳宗元元克己等“谪贬之士”的怨怼虚着一墨,令“同是宦游人”的好友们怆然泣下。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仅160字,悲欣交集,而谪贬之意,忧恐之情,均熔铸其中。言外有意,弘外有音,堪为一篇可“传于世”的佳作名篇。


如果说,《序》讲究“一字立骨”,旨在抒谪贬之怨的话,那么,《法华寺西亭夜饮》则倾力于悟禅蕴情,更为含蓄地表露了柳宗元落拓失衡的心灵世界。一文一诗,相得益彰。


值得玩味的是,“祇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有别于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题破山寺后禅院》)。同样是悟禅,前者见得灰暗清冷,后者显得光明煦暖。这样写,与两人的遭际有关。柳宗元刚从京城被逐,心态尚未调适,一心想着东山再起,效命圣上,景为情驭,故景语已着上诗人主观色彩。“祇树”即祇林,为寺院之代称,夕阳之中,索寞冷寂,有似诗人心境;“三昧”,乃佛教语,有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的意思,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然而元克己等八人“共倾三昧酒”,果然参透人生,消除杂念否?只怕是孽缘未了,只能“抽刀断水”而已。常建则不然,进士及第后四十余年才做了个小小的县尉,当时已六十开外,早把功名利禄看透,后来,他果然招王昌龄等同隐,成为方外之人。当年他入兴福寺,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思,似去尘缘,愉悦非常,因而眼前一切都美好。


“雾暗”两句稍见亮色,奈何夜色朦胧,雾暗月沉。尽管“月明花覆牖”,尽管亭幽水净,但同样清冷索寞,这景色,这氛围,好像有助酒兴,又好像有伤酒兴,“八仙”会饮,诚为快事,“言说”暂离,“自足”吾心,故尔很快便“既醉”了。常建当年在兴福寺看到的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听到的是“万簌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因而极为愉悦,遂悟禅机而吐禅语。如今柳宗元在法华寺所见乃“雾暗水连阶,月明华覆牖”,所闻为何物,不得而知;所感却是“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了。元和四年,柳宗元36岁,尚“未白首”,自然翘望朝廷再度起用。他虽潜神佛典,但绝无剃度之意,其悟觉仅仅停留在“笑看众生相”的层面,远远未达“四大皆空”之境。因而这“相看未白首”,自然蕴有怨愁和感伤,也抱着希冀和幻想,这与后来所作的序,在情感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诗更为含蓄深沉,序则相对比较直露明朗。


    柳宗元的诗文,早有定论,不必赘述。而这一文一韵,确乎坦露他的内心世界,文则清丽,诗则含蓄,有禅意,有悟觉,有愉悦,有哀愁,最后似达“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之境,给后来者以多维的思考。


 


(本文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10期)


 


 

【原创】婉约凄美 典丽精工

婉约凄美 典丽精工


——《春雨》赏读


湖南/吴同和


婉约凄美 典丽精工


——《春雨》赏读


吴同和 


 


春  雨


李商隐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李商隐,晚唐著名诗人,世称“小李”。早年春风得意,但不久被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志,长期沉沦潦倒。诗人爱情生活十分悲苦,年青时做道士,曾因爱上一个道姑,遭到世俗攻击,以为“轻薄浅浮”,离经叛道;他不以为然,把这段爱情写进诗里。还俗后,恋爱屡屡受挫;直到27岁,才与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结发,婚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饮酒联句,剪烛吟诗,但这种还算美满的生活只过了十年,王氏便一病而亡。中年丧偶,大厦似倾,诗人形销骨立,度日如年,45岁卒于郑州。


遭际如此悲戚,诗作格调自然沉郁,特别是描写爱情生活的篇章,如脍炙人口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等,常给人以哀婉悱恻,意远情深的审美愉悦。同样是描写爱情生活,《春雨》笔触更为细腻含蓄,情感更加婉约凄美,予人以多维的艺术享受。


新春而怅卧,皆因“人面不知何处去”,人生多错忤,如愿能几何?面对昔日温馨可人的白门,当年的一幕幕竟如此刻骨铭心而又令人追悔莫及:红楼前的逡巡踯躅,雨帘下的冷涩凄迷,灯影中的飘忽摇曳,窗棂内的渴望沉思………一切的一切,如在眼前。当时若能勇敢地向前多走几步,便可“执手相看泪眼”,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奈何错失良机,时不再来!而今蓬山远隔,绝非雨帘白门之可穿越;春之将尽,常觉宵短梦残之多失迷。梦醒时分,意乱心惊,惟寄意于短笺,传情以飞鸟,但愿飞雁不负人意,致书以达,以慰思念之苦矣!


这简直就是一封情书。诗人完全用自叙的口吻向意中人倾吐心曲,娓娓道来,柔情万千。通篇俱扣一“怅”字,乃“怅卧”、“怅忆”、“怅思”、“怅望”也。对方如能披阅,定然心领神会,浮想联翩:诚如君言,你我尚可梦中相会,但终究虚幻不实,何况一枕黄粱之后,更难将息,倒不如无梦。柳宗元《别舍弟宗一》有“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之叹,妾身亦有“欲圆此后相思梦,祈见白门隔雨帘”之思,但即使是这镜花水月般的幻境,恐怕也万难期遇啊!


《春雨》自然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淡雅朦胧而蕴凉意,远近高低又呈暖色:新春、白门,红楼、冷雨,街灯、孤影,玉珰、尺素,飞雁、云罗……这一切,极和谐又极不和谐地组接成一幅水墨丹青。春耶,秋乎?令人遐思不已。仔细玩赏,方悟“远路应悲春晼晚”之寓意。原来,这“春天里的秋天”是诗人因“怅”而绘的奇景。


《春雨》当然更是一种意境。冷寂深幽,凄美哀婉。诗人的主观情思已完全投影到他所描绘的客观景物上,故春意虽浓,置身其中,却深感“山色凝重,碧水自寒”;然则景语,情语乎?几莫能辨。


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19051950)《雨巷》也创设了一个朦胧凄清的意境那位“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有似于《春雨》中的南国佳丽而那“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的痴情男子,神肖于“珠箔飘灯独自归”的失衡青年。二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有惊人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看,《春雨》是《雨巷》的古代版。


李商隐的诗,素以文彩飞扬、典丽精工而见称,但不少篇章却因用典过多,诗意过曲而显得有些晦涩难懂。《春雨》则不然,它婉约深邃而浅易亲切,用语典丽却又平中见奇,真可谓绝妙好诗。


 


 






 

【原创】愀怆伤心甚 青袍送玉珂

愀怆伤心甚 青袍送玉珂


——《泪》赏读


湖南/吴同和


 


【摘要】  历代诗家以为,李商隐之《泪》,前六句,一句一典,皆为铺垫,旨在烘托“青袍送玉珂”之悲。愚以为,前六句,似为并列,实则递进。是情感的递进,是诗人身世遭际的递进。无论是宫人失宠之泪,还是世人怀德之泪,抑或英雄失路之泪,都与诗人的身世际遭、情感生活相关。如《诗经》之比兴,凡有所喻,必有所指。


【关键词】  李商隐;泪;身世;愀怆伤心


 



李商隐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李商隐(812—858),晚唐著名诗人,仕途不顺,年青时便被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沉浮挣扎,做了大半辈子仰人鼻息的幕僚。他曾靠牛党重要人物太平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得以重用提拔,开成二年(837),有赖令狐楚之力,好不容易进士及第但两年后,却做了李党铁杆人物王茂元的乘龙快婿,于是背“忘恩负义”之骂名,进退不由。糟糕的是,后来李党被击败,牛党擅权,当朝宰相却是令狐楚之子令狐绹。诗人处境更为艰难。万般无奈,只得又投奔到李党门下当幕僚,如压在石板下的小草再也没有冒出头来的希望。


风云突变的政局给诗人带来的打击是极其惨烈的,而情感生活的煎熬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从年青时入道观修行与一位女道姑“自由恋爱”遭到世俗嘲骂而终于失败算起,诗人也曾勇敢地“屡败屡战”过许多次,但始终没有结果。直到27岁,才与王氏结为伉俪。这还算美满的婚姻得罪了令狐氏不说,结婚仅十年,王氏便一病而亡,诗人的精神支柱訇然倒塌,他形销骨立,沉郁悲凄。出则看别人脸色说话行事,入则默想自身沉浮升迁,惶惶而不可终日,45岁卒于郑州。


李商隐才华横溢而无用武之地,情感丰富却屡遭情感折磨。痛定思痛,乃以文述志,作诗抒怀,故其诗作缠绵凄恻,隐晦有余而旷达不足。从这个意义审察,诗人晚年所作的七律《泪》,简直就是其身世的一个缩影,也是其人格的一个写照。在同类题材的诗作中,《泪》的情感更加强烈集中,技法更加曲折隐晦,语词更加典丽含蓄,格调更加抑郁低沉。


宫人失宠,是何滋味?《史记·吕太后本纪》有“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语,当年被宠幸的戚姬从此只有以泪洗面,永无出头之日。想当初,陈皇后得宠时,汉武大帝以金屋藏娇;而刘彻另有新欢后,阿娇便只有在“绿钱侵履迹,红粉湿啼痕”(岑参:《长门怨》)的长门宫里以卒残年。纵以千金买赋以使上闻,亦是枉然。大历进士李益的七绝《宫怨》,对陈皇后的承恩失宠作了对比。承恩之时,“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欢在昭阳。”声色犬马,歌舞升平,春花秋月,好不惬意?失宠以后,“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形单影只,百无聊赖,凄风苦雨,何其伤悲!其实,古往今来,宫人失宠之因虽千差万别,失宠之泪却一般无二。王昌龄之“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西宫春怨》),李太白之“玉阶生白露,夜长侵罗袜”(《玉阶怨》),白乐天之“红颜未老恩告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后宫词》)的描摹,以及“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的解馋解渴,宫女们“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杜牧:《阿房宫赋》)的可笑可怜,都是句句有泪,字字含怨的。相形之下,李商隐之“永巷长年怨绮罗”,却妙在泛写宫人失宠之泪,也暗射自身举步维艰之苦:诗人不经意卷入“牛李党争”之中,两面不讨好,其受冷落之境遇与囚禁永巷的宫女何异哉?


“自古多情伤离别”,此离别之泪也。行者、征夫,居者、思妇当互为思念,共怀怨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谁能分得清是游子念家人还是怨妇思征夫呢?只觉得在那特定的时空之中,心底的思念化为无声的泪水乃人之常情也!《古诗十九首》有女子闺中望夫之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征夫之泪“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诗人“离情终日思风波”,表达的仅仅是人间“离情”吗?自从得罪牛党重要人物令狐氏以来,厄运接踵而至,诗人不得不乞丐似的到处做幕僚,其特殊的“离情”,恐怕是征夫思妇们所难以体验的。如今想来,其因“风波”而生的“离情”,令诗人欲哭无泪啊!


“湘江竹上痕无限”,所述者乃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恸哭帝舜,洒泪于竹的爱情故事。用此典,意蕴颇丰:如前所述,诗人的爱情生活异常曲折,多悲苦,少欢欣,也特离奇。抗争屡屡,欲破笼牢而不克;与王氏结发,恩爱不到十年,娇妻一病而亡。“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只可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宁不哀哉!如此看来,娥皇女英寻夫之泪与诗人思念王氏之泪十分相似。然此泪垂之于纸笺,而彼泪洒之于青竹也!


岘首碑是后人为羊祜所立之碑。羊祜乃魏末相国从事中郎,镇守襄阳,有贤德,死后为百姓万众所仰;岁时祭祀,是为怀德也。《晋书》载:“羊祜卒,百姓于岘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镇南大将军杜预是羊祜临终前举荐的,后亦镇守襄阳,称其碑为“堕泪碑”。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有“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一联传之古今。人生自古谁无死,身后是非有定评。诗人借古贤人羊祜之德行射自身之品节,因而陷入“二难”,欲效忠贤而不能,其自伤之泪遂盈眶矣!


昭君出塞,历来褒贬不一。以为王昭君是文化友好的使者,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女神,从而誉之;或以为其出塞之举有辱大汉民族的尊严,从而毁之。但有一个事实却让人深思:在大青山脚下,昭君墓被称为青冢。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认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这位“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的昭君姑娘得到了蒙汉两族人民的共同怀念和祭祀。


见羊祜碑无不堕泪,古今人心皆同;望昭君墓情感若何,则可能因人而异。诗人撰“人去紫台秋入塞”时,自然会想到昭君姑娘远嫁匈奴后,“环珮空归月夜魂”,无时无刻不空悬思乡之泪;同时也会想到自己一生坎坷,多招致非议微词的残酷现实……抚今追昔,怀古伤今,“惟有泪千行”(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矣!


“力拔山兮气盖世”,想当初,西楚霸王项羽威风凛凛,一呼百应,横扫千军,势如破竹,何其壮也!一旦失势,四面楚歌,“时不利兮骓不逝”,众叛亲离。乌江自刎后,其首级和四肢竟被部将王翳、杨喜、吕马童等得之而献诸汉王,英雄末路,惨不忍睹!诗人位卑人微,不可与项羽同日而语,然其末路之悲,则多少有些相似。世人为楚霸王大起大落洒落痛惜之泪,诗人则为自己坎坷一生流尽失之泪也


以上六句,一句一意象,一句一典故,蒙太奇般,似互不相联,然稍加品味,便能解悟诗人命意运思的非凡工力。其一,句句有典而不奥僻,字字蕴泪却未见泪滴。其二,无论是宫人失宠之泪,还是世人怀德之泪,抑或英雄失路之泪,都与诗人的身世际遭、情感生活有联系。如《诗经》之比兴,凡有所喻,必有所指。古人落泪,李义山亦落泪也。其三,以排序而论,表面看来,似为并列,实则递进。是情感的递进,是诗人身世遭际多舛的递进,给人以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之感,不由读者不伤心饮泣也。


如果说,前六句还只是描摹比兴的话,第七八句则是画龙点睛。结句之意蕴,远非千言万语所能穷尽倘无前面六种血泪之贮存、潜流,何来此开闸泄洪般的情感奔涌?白乐天云:“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未抵青袍送玉珂”一句,似“银瓶乍破”,如“铁骑突出”,更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青袍”者,寒士下僚也;“玉珂”者,政要显达也。“青袍送玉珂”,只得强作欢颜,言不由衷;冠以“未抵”二字,更是意蕴丰富,悲情无限。著名诗歌批评家沈德潜(1673—1769)《唐诗别裁集》曰:“以古人之泪,形送别之泪,主意转在一结”。清人程梦星(1678—1747)曰:“此篇全用兴体,至结处,一点正义便住……八句凡七种泪……可谓尽矣,极矣,无以加矣;然而……落柘青袍者饯送显达,其刺心刺骨之泪,竟非以上六等之泪所可抵敌也。”诗人固始之流泪,继之泣血,读者却可以读之而漠然乎?汉魏著名文学家嵇康(223263)《琴赋》云:“……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憯懔惨凄,愀怆伤心。”这可能是古今读者赏读李义山《泪》的共同感受。


 

【原创】情与景偕 思与境共

情与景偕 思与境共


——李白送别诗撷英


 


湖南/吴同和


 


【摘要】李白一生,仗剑远游,行踪无定。大起大落的特殊际遭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太多的名流侠士、官宦庶民,又极不情愿地辞别过数不清的故旧知己、好友亲朋。几乎每一次相逢都是一个传奇,每一次吟别都是一支绝唱。


李白集儒道释墨于一身,理想世界和情感世界极为矛盾复杂。这种复杂的人生观也同样表现在他的送别诗中,品尝这些绝妙好诗,就好像走进了诗人的情感世界之中,令人“执卷留连,若难遽别”也。


关键词】李白;  送别诗;  壮别;  醉别;  惜别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大概是古代送别类诗词源源不断,佳句甚多的主要原因。虽然诗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遭际、运命有别,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各异,但那高尚的操守、淳朴的情谊、缠绵的倾诉、美好的祝福,却完全相同。因而,读这些诗词,宛若与古人相遇,令人思绪万端,啧啧不已。


李白一生,仗剑远游,行踪无定。“凡江、汉、荆、襄、吴、楚、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眺”(明·刘楚登:《太白酒楼记》),而大起大落的特殊际遭又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结识了太多的名流侠士、官宦庶民,又极不情愿地辞别过数不清的故旧知己、好友亲朋。几乎每一次相逢都是一个传奇,每一次吟别都是一支绝唱。


李白集儒道释墨于一身,其理想世界和情感世界极为矛盾复杂。一方面,他崇尚儒家道统,一方面,却又宣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一方面,他愤世嫉俗,欲隐居山林,返归自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大有“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的古道热肠。因而,他的人生既有超脱消极的因素,亦不乏“达则兼济天下”的豪情。这种复杂的人生观也同样表现在送别诗中,品尝这些绝妙好诗,也好像走进了诗人的情感世界,令人“执卷留连,若难遽别”(李渔:《闲情偶记》)也。


、壮别


在李白的送别诗中,很少看到眼泪,更不用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铃霖》)。诗人豁达大度、豪爽俊逸,唐代诗人魏颢描述李白“眸子炯然,哆(张口状)如饿虎”,不似多愁善感之辈。故虽感情丰富,视友如亲,但离别之际,决不会“儿女共沾巾”,而只能予人以昂扬进取之勉。《渡荆门送别》便是壮别之代表。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时年25岁。这次出蜀,可谓壮游:经巴蜀,出三峡,直冲荆门以外,飞驶至楚汉之间。诗人亲历巴山蜀水之险恶,有“群山万壑赴荆门”的惊诧,亦不乏“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欢欣。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充满新奇、惊喜。那连日来跟在诗人身边的两岸群山逐渐消退殆尽,开阔的江面扑面而来,奔腾咆哮的江水向远方逝去,直到那水天相连的远方,何其壮美。夜半时分,俯瞰江面,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像天上飞来的一面明镜;白昼晴空,远眺天边,云蒸霞蔚,变幻无穷,又似海市蜃楼一般奇妙。江山多娇,思绪万千,忽而生发思乡之幽情。读到这里,方知诗人所指的送别者竟然是故乡之水——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正是这“故乡水”,不辞万里把诗人送上生活道路的远大前程。全诗以启程远游起笔,以途中所见景色为干,以惜别作结。结构严谨,过渡自然,气势磅礴,情思绵长。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雄伟奇丽的画面并不是简单的组合和随意的拼凑,荆门外的所有景色都与长江密不可分。它们以长江为中心,共同和谐地构制成一幅雄伟奇丽的江景画图。这个背景,对于表现诗人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蓬勃的朝气可谓相得益彰。“情乐则景乐”,“景语亦情语”。毫无疑问,《渡荆门送别》所写的景物全染上了诗人内心的感情色彩,进入诗人眼中而又形诸诗人笔下的荆门外雄壮奇伟的自然景色,与这位青年诗人初离故土,投身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追求那不平凡事业的广阔胸怀和奔放热情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李白初次离开从小生活的蜀地到楚国游历为壮游的话,那么,与“故乡水”的离别乃是壮别。


全诗意境高远,想象瑰丽,形象奇伟,语言精美,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逼真如画,有如一幅长江出峡渡荆门的长轴山水图,与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和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等描摹同样脍炙人口。“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联,何其瑰丽。“下”与“飞”之配搭,“生”与“结”之合用,把水中月影的变化过程及海市蜃楼般的奇特幻象写活了,令人叹为观止。


像这类表壮别的诗篇还有《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起句“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便一扫悲秋古调,宴别之境顿觉欢快美好,临别之际,友人们自然不会生“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嗟。全诗景新情深,热烈奔放,结句虽有“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之叹,却丝毫无碍于诗人豪情的宣泄。而《南陵别儿童入京》结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则更是高唱入云!


这些送别诗,借景缘情,依依惜别中见得豪放,恋恋不舍中深蕴壮怀。


二、醉别


李太白嗜酒好月,人所共知。诗人在诗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坦言 :“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有“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一说,盖酒月二物,乃诗人一生之寄托也。李太白豪侠孤傲,嗜酒如命,唯月是爱。但他并不是那种“只愿长醉不愿醒”的消极入世者,也没有“一醉解千愁”的动因。他了悟“人生达命何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的况味,深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哲理,因而酒月二物自然也成了他性格的象征。这在他的送别诗中可以得到印证:


 


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略作玩赏,便仿佛置身于一种特别温馨可人的氛围之中:江南水乡,暮春季节,东风骀荡,杨柳依依。诗人即将离开金陵,入店独酌;金陵子弟闻讯,纷至沓来,尽地主之谊,表惜别之情,于是主客“各尽觞”,愉悦非常。此一别,既无泪花,也不见哀愁,甚至连牢骚都没有;只有醉而不醉,不醉而醉的快意。读着读着,读者也会醉的。醉于酒,醉于情,抑或醉于春?只觉得畅快淋漓,已入有我之境。清代学者沈德潜批曰: “语不必深,写情已足”(《唐诗别裁集》),可谓精彩。


值得玩味的是,杨花柳絮,并无香与不香可言,但诗人却能嗅到“满店香”,酒香,店香,还是人香,心香,谁又说得清呢?盖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也!事实上,有“吴姬压酒”,恐怕连神仙也站不稳了,何况是离不开美酒佳酿的李太白呢?加之“金陵子弟来相送”,人气极旺,热闹非常,主客“尽觞”,众人皆醉,亦在情理之中。至此,方悟“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之玄,而起句“风吹柳花满店香”之“香”亦得以诠释。诗人豁达轻快,洒脱飘逸之形象遂跃然纸上矣!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回,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要离别,什么都别说,先“干杯”,来他个一醉方休;说再见,哪管它斗转星移,只盼望“重有金樽开”。虽然分道在即,飞蓬将逝,还是“且尽手中杯”为好。短短八句话,四十个字,句句不离“酒”,全篇俱扣“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醉别”。今人离别,有“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张学友:《祝福》)之咏,令人神往之至,奈何还是有“伤”。而远在一千多年前的李白,与老朋友相别,居然比今人还要豪壮得多,豁达得多。通篇不见一个“伤”字,不现一滴泪珠。这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情调不同,与“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柳永:《雨铃霖》)的氛围更是迥异。景则明洁亮丽,情则淳厚绵长,思则回味无穷,有如美酒之色香味,是一篇“情与景偕,思与境共”的“醉别”好诗。


三、惜别


李太白一生,游历南北西东,朋友甚多。与达官贵人、好友亲朋、隐逸之士、山野村夫,甚至黄发垂髫,均有聚散,也有唱和。几乎所有的相聚都让诗人欣喜不已,而每一次相别又令诗人回味无穷。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孟浩然比李白长12岁,相识时,孟浩然已名满天下。两人十分投缘,情深谊重,遂成至交。老朋友要赴任扬州,乘船而去,其船在长江上越行越远,以至于完全看不见,诗人还伫立远视,望着那滚滚长江东逝水,迟迟不忍离去。这是怎样一种情感,这是怎样一幅画图!景色艳丽谐和,如蓬莱胜境,赏心悦目;友人似神鸟仙鹤,在百花吐艳的春色之中飘然而下,将“之广陵”大显身手。但不管怎么说,离别总不好受,何况是挚友分手?因而,“唯见长江天际流”,就是人之常情了。边塞诗人岑嘉州是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儒将,他与朋友离别时,有“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联传之千古;刘梦得为落难遭贬之京官,他与柳宗元在衡阳分路时,发“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之悲叹,亦为绝唱。此三联,都是惜别,虽然送别友人时,诗人们各自的身份、境遇、情感不同,但表达效果却异曲同工。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在“青山”“白水”之间,于“北郭”“东城”之地,送别友人,山重水复,“行行复行行”,然“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惜哉!连“浮云”和“落日”也为之动容了。惜则惜矣,却毫无伤痛哀怨之意,全诗一片光灿明丽。言“万里征”,借指鹏程万里;曰“浮云”,曰“落日”,皆蕴诗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最后之“挥手”,似一特写,定格于斯,与班马(离群之马)之一“鸣”相呼应,妙不胜言。主客挥手道别,班马嘶鸣分路,离别之情,人畜皆然也!


 


送杨山人归嵩山


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


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


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


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


杨山人乃隐逸之士,是李白早年“访道”结识的朋友,二人颇为契合,友人将归隐嵩山,诗人浮想联翩,乃赠诗以志此别。


嵩山如方外之地,景色格外怡人。宅有“万古”之寿,峰肖“玉女”之神,仰之则肃然起敬,临之则杂念俱消。更为神奇的是,此地竟有“日月照耀金银台”(《梦游天姥吟留别》)之异:“月”便可“长留”而不沉,皎洁明亮,高“挂在东溪松”之上,令人向往之至。梦境乎,幻觉耶?只觉得友人能在这样幽美的环境中生活,定然胜似神仙,朝暮晨昏,其乐融融。采掇者,“紫茸”(娇嫩美好之花)“仙草”也,酿制者,玉液琼浆也……


想着友人日后的生活,诗人不禁心旌摇动,于是生发“岁晚”“青天骑白龙”“相访”之奇想,倘能在这样的情境中聚首,更为超奇旷达,豪放飘逸,则今日相送,何须言愁?


读这样的送别诗,“情”与“景”,“思”与“境”的水乳交融,可感知,可触摸,仿佛和诗人一道步入玉宇琼楼之境,置身仙风道骨之班,无愁无怨,无悲无嗔,只觉得雅致,只觉得谐和,因而宠辱皆忘,愉悦非常。